多面陈独秀 —— 陈独秀的精神气质与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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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提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两个口号，文章最后，陈独秀写道：“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11页）
应该说，陈独秀是比较早提出“民主”口号的人，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主张“民主”较有力的一个人。然而，一个致力于提倡“民主”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在文学革命时期，还是在“仇俄友俄”大讨论时期，甚至直到他成为一个政党的领袖，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其专制作风却让人印象深刻。

（资料图：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 ）“必不容他人匡正”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无疑是以提倡白话文运动为突破口的。在这方面，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具有标志性意义。《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最后，胡适写道：“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胡适文存》第一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16页）
紧接着，陈独秀就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呼应胡适的主张。胡适看到文章后，曾对其专断的文风提出自己的意见。1917年4月9日，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胡适写道：“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我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文学革命，虽不容退却，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胡适文存》第一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23页）
与胡适温和、宽容的学术态度不同，陈独秀的回答则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文存》第一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25页）
此可以看出两人行事作风上的区别，后来，胡先骕、梅光迪等人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一直抱怨《新青年》同仁中的“学术专制”思维， 1920年3月2日，在给胡适的信中，梅光迪写道：“今日言学，须有容纳精神（spirit of toleration），承认反对者有存立之价值，而后可破坏学术专制。主张新潮之人焉不知此。凡倡一说，动称世界趋如是，为今所必宗仰者，此新式之学术专制，岂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乎？”（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辑，第473页）
梅光迪在这封信中批判新式学术专制，虽未点名道姓，但联系这时期陈独秀的文章，似乎不难看出，“陈独秀”正是在他所批评的对象。
（二）“言论自由”之争
新式学术专制之外，亦有“言论自由”之争。其中颇能体现陈独秀不容忍的事件无疑是晨报纵火案。
1925年，担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以《晨报副刊》为舆论阵地，掀起了一场“仇俄友俄”的大讨论。其中主张“友俄”的有陈启修等人，主张“仇俄”的典型代表则是张奚若。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两党都跟苏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张奚若等人的“仇俄”主张，极为不满。紧接着，许多激进的革命青年在党派领袖的煽动下，以“群众”的名义，火烧了晨报馆。
晨报馆被烧之后，在跟胡适交流对这件事的看法时，陈独秀反问胡适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6页）
针对这一点，胡适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6页）
不仅如此，在这封信中，胡适还比较了陈独秀与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两人的差别。从思想主张上来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而马通伯则对新文化运动抱持反对态度。两人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当陈独秀因散发传达被捕的时候，马通伯却署名营救陈独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旧文人马通伯行事作风颇有民主风度，他践行了伏尔泰的那句名言。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思想却也不新，仅仅因为《晨报》的主张不符合陈独秀的主张，陈独秀就觉得晨报馆该烧掉。
信的最后，胡适写道：“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般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处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7页）
这恰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旧式文人马通伯，思想上保持着容忍异己的风度，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那些自命最新人物的革命青年，却认为自己真理在手，但凡反对他们的，就被他们视为反革命，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些革命青年的背后，是不是就有陈独秀身上的影子呢？
（三）不容异己
1921年，陈独秀成为党的领袖。然而，就是在党内，做党魁的陈独秀也是个不容异己、个性极强的人。张申府Tui党似乎就与陈独秀有关。
张申府之女张燕妮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在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的时候，陈独秀认为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所以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但是父亲（张申府）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他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但是却遭到了众人的冷笑，认为父亲看法幼稚。当时他们那种轻蔑的态度让父亲感到极端难堪，愤而提出退dang”（陈远《在不美的时代里》，重庆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72页）
与这句话相互印证的则是《张申府回忆录》中的一句话：“那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陈独秀提出观点，无人反对，唯一提出异议的张申府，很快出局了。
当一个个性极强的人遇到另一个个性极强的人时，要想处理好双方的关系，必要的前提应该是双方的容忍与妥协。因为陈独秀有“只有他自己才是绝对正确”的心态，而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是张申府不能接受的，最终，张申府选择了退出。
（四）革人命的被人革命
张申府选择了退出，陈独秀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
固执己见的他因为不符合革命的期待与要求，最终也被出局了。当他坚持己见时，他成为少数的托派，再后来，他被污蔑为汉奸。他最终也从压迫者的角色转换成了被压迫者。而当他再次成为被压迫者的时候，他这才想起了自由的可贵，他才会着重指出“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当他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起他在《新青年》时代“不容异已”的豪迈；有没有想起他在得知《晨报》被烧之后的快意；有没有想起张申府脱dang的前因后果？
人啊，似乎总是自己成为被压迫者的时候才会想起自由的可贵。反思陈独秀的命运，让我想起刘瑜的一段话。在接受《人物》记者包丽敏的采访时，刘瑜说：“我觉得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气质，其次才是一种观念。如果你没有一种包容不同意见的能力的话，那么实际上你很可能成为自己反对的人。”（包丽敏《政治不可能使你变美，但事关人的尊严》，《人物》2013年第1期，第86页）
回眸陈独秀，历史的吊诡在于：一个没有民主气质的人却在那里大力提倡民主，最终建立起来的民主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倘使我们继续反思，陈独秀的悲剧命运，还蕴含着一个传播力与影响力的悲剧。
1920年代，他拥有《新青年》，登高一呼，无数青年响应着他，当他把《新青年》转变成苏俄专号的时候，不少革命青年因为《新青年》的转向走向了苏俄式道路。
1940年代，贫病交加的陈独秀明确否定了自己当时的主张，他终于看清了苏俄的真实面目。悲催的是，此时的他，手中却再也没有影响一个时代的《新青年》了，他只能在给朋友西流的信中诉说着他的最后觉悟。关键的问题是，此时还会有几个人去听他这个糟老头子的谆谆教诲呢？
在影响力最盛的时刻，他呼唤了革命。而当革命有可能成功的时候，他紧急刹车了。但那些曾经受他影响的革命青年却再也没有刹车，在革命的洪流中，一个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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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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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但后来面对挫折，信仰动摇了。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好在中共及时纠正了他错误的路线。对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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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反思：个人独裁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 时间：2013-07-22 11:12:40 来源：投资者报
【核 心提示】“个人独裁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斯大林自称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陈独秀认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 相辅相成的。托派认为，虽然有斯大林的罪恶，但是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们的口号是“打倒斯大林，保卫苏维埃”。
作者：马国川
1942年5月27日，川东的江边小城江津，63岁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黯然辞世。
从辛亥革命时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到风行天下的《新青年》杂志创办人；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到“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再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到第五任最高领导人，这位从皖南名城安庆走出来的读书人曾经叱咤风云，可是晚年却落魄川东江边，寂寞度日。
死后的陈独秀仍然难得安宁。反党、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汉奸、叛徒……各种罪名被强加于他的头上，几成十恶不赦的罪人，子女备受牵连，唯一的女儿被逼偷渡香港，而后亡命美国。
整整七十年过去了，被歪曲的中国现代史渐渐恢复了本来面目，真实的陈独秀也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多年来戴在陈独秀头上种种不实指责被推翻，十顶帽子摘去九顶，还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唐宝林在接受采访时说。
今年73岁的唐宝林是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对陈独秀进行了30年的深入研究。2010年他推出七十多万字的《陈独秀传》，被《亚洲周刊》评为非小说类“十大好书”第二名。
在他看来，“陈独秀一生有两个思想高峰，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最后民主见解。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思考，与今天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完全一致。”
“陈独秀一代人走了许多弯路，直到晚年才找到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唐宝林先生说，“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坚守民主思想，坚持启蒙价值，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寂寞的一生
《投资者报》：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一生起伏跌宕，后人评价不一。作为陈独秀的研究专家，您认为陈独秀是什么样的人？
唐宝林：陈独秀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经历曲折，思想也不断变化，但是他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是民主主义。所以终其一生，陈独秀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
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北洋军阀以及政党的统治）的专制、残暴、腐败、掠夺和愚民政策，以及因此而造成 的落后、愚昧、自私、冷血、散漫的国民性，陈独秀一生奋斗和思想却很少找到同情者。因此，他的一生是寂寞的，并且自认是失败的。但是他留下的思想遗产是睿 智而有预见性的。不管还要多么漫长的时间，中国最终将走上他指引的民主化道路。
《投资者报》：陈独秀的民主思想是从哪里得来的？
唐宝林：年轻的时候，陈独秀看到中国被列强屡屡入侵，割地赔款，受到强烈刺激。1901年，22岁的陈独秀到日本留学，不是去研究学问，而是寻 找“中国为什么衰弱，人民为什么苦难”的答案。当时日本是开放的，既可以看到世界的先进技术，也可以了解世界的先进思想。他在日本接触到了法兰西早期的民 主主义，认为非常好。
《投资者报》：当时许多中国留日学生拥护孙中山倡导的革命学说，陈独秀是否也深受革命的影响呢？
唐宝林：陈独秀和革命者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一直没有加入同盟会，因为他不满意革命党内部的勾心斗角，对于狭隘排满的种族革命，对于革命党只依靠华侨和会党（不依靠国内资产阶级和民众）的做法，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陈独秀既不认同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不认同梁启超的立宪派，而是独树一帜地提出从改善国民性入手。在他看来，中国国民思想太落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养成的奴性思想太严重，最紧迫的是改变国民性。所以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旗手。
《投资者报》：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陈独秀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风云人物，但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开始转向实际政治运动，组建共产党，走向一条激进革命的道路呢？
唐宝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发生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格局。在巴黎和会上，战败国德国本来应该将侵 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归还中国，可是却被转给日本，这使中国对西方宣传的民主自由平等产生了怀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列宁政府两次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沙俄 在中国掠夺的权利（事实上并未放弃），受到了中国的欢迎。这些事件改变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认为苏俄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苏 俄的鼓舞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
《投资者报》：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陈独秀的选择完全不同，胡适一直主张温和的改良。
唐宝林：性格决定人的命运。陈独秀属于激进型、跳跃型的，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形势影响下，陈独秀听信列宁的说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人 民的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高百万倍”，于是迅速转向无产阶级革命。对于陈独秀来说，民主追求并没有改变。可是性格激进的他总是企图找到较快取得成功的 道路，对于缓慢的改良主义方法不予重视，在政治革命与思想启蒙之间跳来跳去，最后被激进的革命思想和方法所吸引。他真心地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要高于资产阶 级民主，由此步入了列宁主义。
在反对专制统治和改造国民性上，胡适和陈独秀是一致的。可是胡适的性格属于保守型、稳定型的。例如1915年，在美留学生对于日本提出灭亡中国 的“二十一条”义愤填膺，纷纷集会抗议，胡适非但不与会，反而写了一个便条称：“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 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胡适在美国留学多年，后来与美国一直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深刻的体会，认定只有欧美民主政治才是 中国最好的出路。他抱定国民性不改变则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的认识，一生主要重视思想学术上的启蒙运动，反对激进躁动，更反对流血的阶级革命，坚持改良主义。
晚年反思
《投资者报》：在领导共产党与托派的革命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对于斯大林体制有什么样的反思？
唐宝林：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蒋抗日，1932年被投入监狱。在监狱里，他思考了五六年时间，对于斯大林体制有以下三方面的深刻反思。
第一，“没有阶级的独裁，只有个人独裁”。陈独秀说，任何专制独裁，都是领袖个人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不能分离的。
第二，“个人独裁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斯大林自称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陈独秀认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社 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托派认为，虽然有斯大林的罪恶，但是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们的口号是“打倒斯大林，保卫苏维埃”。陈独秀则认为，苏联早已 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国家，就是在糟蹋社会主义。
第三，斯大林的罪恶是制度造成的。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许多斯大林在苏联和别的国家产生出来。
《投资者报》：陈独秀早年就说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陈独秀将监狱作为“研究室”，对斯大林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剖 析，对照陈独秀去世后的世界变化，人们不能不感叹陈独秀的思想是多么富有预见性。问题是，陈独秀只去过苏联一次，而且是短期逗留，他是如何认识到斯大林体 制的本质的？为什么他能够进行如此深刻的反思呢？
唐宝林：陈独秀不是理论家，他是从自己亲身经历和惨痛体验中得到的教训，进而提出惊世骇俗的思想。五四之后，陈独秀满腔热忱接受列宁主义，可是 中国共产党组建之日起就在共产国际的严格控制下，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决议。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的几次屈辱性让步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或者由共产国际代表监督陈独秀执行。陈独秀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控制下受尽屈辱，大革命失败了，责任又推到他身上，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 义者”。亲身经历使他认识到共产国际里没有丝毫民主可言。1934年“基洛夫事件”以后，苏联又开始大清洗，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其他战友都被斯大林从肉体上 无情消灭，陈独秀看到了斯大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个人独裁及残暴。
《投资者报》：可是，陈独秀是怎么了解到大清洗内幕的呢？
唐宝林：国内的报纸都有报道，另外托洛茨基流亡后仍和苏联国内有联系，陈独秀又和托洛茨基有联系，所以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做的每一项事情。
《投资者报》：从对斯大林体制的反思出发，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有哪些深入思考？
唐宝林：陈独秀晚年思考和总结了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他认为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重要动力是经济）。从古代罗马、希腊至今天、明天、后天，民主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 特权阶层的旗帜。民主不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把民主视为资产阶级专利品是最浅薄的见解。换句话说，对于民主的普世性，早在70多年前陈独秀就已经论 证过了。
第二，民主是被压迫大众通过斗争得来的，不能靠统治者恩赐。
第三，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有具体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
《投资者报》：那么，在陈独秀看来，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有哪些区别？
唐宝林：陈独秀对二者进行过对比，总结出四个方面。
第一，在民主国家，国家领导人是各党派——政府党与在野党竞选，由人民选举，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和争辩；专制国家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举手，没有争辩。
第二，民主国家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专制国家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第三，民主国家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的自由，专制国家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的自由。
第四，民主国家反对党合法存在，专制国家不允许存在反对党。陈独秀特别强调反对党自由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和竞争，一党专政就会无法无天。胡适对陈独秀的这一观点也非常赞赏。
《投资者报》：陈独秀总结的这四条标准，至今仍然是衡量一个国家是民主还是专制的试金石。
唐宝林：陈独秀对民主信仰了一辈子，思考了一辈子，走了一个“之”字形的大弯路。他从反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引进法兰西的民主主义开始，经 过误入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升华到人民民主主义和全民民主主义。陈独秀关于民主的这些思考，与今天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完全一致。他的思考对 于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急性病”无助于中国的进步
《投资者报》：陈独秀对于中国未来有什么样的构想或预言吗？这些构想或预言有什么价值？
唐宝林：陈独秀晚年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也是德意日法西斯最疯狂的时期，他对战争前途表示悲观。他说，如果法西斯胜利，中国可能做日本殖 民地，人类会有一个黑暗时期；如果英美一方胜利，中国会回到战前状态。但是，不管道路多么曲折，他还是坚信中国与世界最后都要走向“人民民主”和“全民民 主”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投资者报》：纵观陈独秀一生，是否可以说民主、科学是他毕生的追求？
唐宝林：陈独秀本质上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毕生追求的是民主和科学，但是后来的民主与科学与陈独秀所追求的相去甚远。例如，陈独秀追求的民主 主要是指人权，而人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个是个人要有独立自主的人格，一个是人人都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可是，“民主”一度被人歪曲成“资产阶级专利品”， “人民民主”也被“无产阶级专政”所篡改。“科学”更是如此，“科学社会主义”被人歪曲成以暴易暴的暴力革命，“打倒皇帝做皇帝”。如果陈独秀所代表的那 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看到民主与科学被歪曲到这种地步，不知道会多么伤心和震惊！
更进一步说，陈独秀追求的是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需要注意的是，强盛的国家，人民不一定幸福，如前纳粹德国、苏联；但人民幸福的国家，则一定是强盛的。
《投资者报》：您怎么评价陈独秀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哪些教训值得吸取？
唐宝林：陈独秀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表明，“急性病”无助于中国的进步。与人类所追求的宏大目标的实现所需要的时间相比，一 个人的生命只有几十年，太短暂了。陈独秀那一代人对专制势力的严重性和国民启蒙运动的长期性估计不足，以为通过一次两次革命就可以克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 那样。在五四启蒙运动时，陈独秀误入列宁主义，继而又误入托洛茨基主义，就是这种急于求成的“急性病”的表现。
我们不能苛求先贤，陈独秀一代人走了许多弯路，直到晚年才找到了民主政治的道路。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今天的中国知识分 子要坚守民主思想，坚持启蒙价值，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民主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能不能坚定地走向民主，也是对国民素质的一种考验。既要坚定不 移，又不能性急，要有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奋斗不动摇。否则，还有可能出现新的暴君，使中国倒退回去许多年。殷鉴不远，前人的惨痛教训，中国近代以来为错 误道路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千万不要忘记。
(责任编辑：朱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