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的悲催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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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的华人名字，但9月16日在泰国曼谷去世的“陈平”却有着很传奇的人生。
他的一生总与一个神秘组织和特殊职务紧密相连，在国际共运史上，他曾是个神秘而知名的人物，不错，他就是“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

1989年12月2日，泰国、马来西亚、马共三方在泰南的合艾市签署“合艾和约”，马共宣布解散武装，走出丛林，陈平开始了履行合约的收尾工作；时至1992年初，陈平正式知会泰国和马来西亚政府，马来西亚共产党已经完全停止一切组织活动，但人们仍然习惯称他为马共总书记。
1947年，还是23岁毛头青年的陈平无意中成为马共总书记，以他逝世作为截止日期，他背负马共总书记头衔66年，以《合艾条约》签署作为截止日期，他当了42年总书记，按1992年马共正式停止活动来计算，他的总书记生涯亦有45年，这似乎创造了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吉尼斯纪录。
在宣布马共正式停止活动后两年，陈平移居泰国南部，在泰国政府的准许之下，作为一个“无国籍外国人”安渡晚年，直到在曼谷的医院停止呼吸，客逝他乡。
陈平晚年一直试图申请回到故乡马来西亚，马国政府却从来不想原谅这个“叛国集团之首”。“政府得知陈平逝世的事，我们视陈平为涉及许多恐怖活动的恐怖分子领袖”，马亚西亚政府总理纳吉9月17日晚间的记者招待会上纳吉特意强调，陈平已放弃大马国籍，不是大马人。陈平晚年回乡之梦破碎，骨灰回家入土一事自然告吹。
一场关于陈平是否应回乡安葬的讨论在马来西亚网络上引起了口水战。
2009年《合艾和约》20周年时，陈平首次通过马来西亚媒体向战争时期被杀害的无辜平民道歉，“如果我们确实曾在有意下，杀害了无辜平民，那我道歉。我对那些受害者的家属道歉！我对我的战友所作所为负全责。有时在战场上，我们是无法分辨谁是无辜的，谁不是无辜者。”这事一度令马来西亚舆论惊诧，“顽匪之首居然道歉了”。
陈平当时一直在提交回国申请，但遭到马来西亚联邦法院驳回，他的这个表态，兴许想帮助自己能早日回乡定居。与此同时，他还传达了自己的心愿，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希望回到故乡，他的战友和亲属也希望迎其骨灰回国安葬。
在他逝世后，马国警察总长在推特上说，陈平“乐意葬在泰南”，惹恼一位马国的印度裔青年，态度激烈批评了总长，认为陈平是政治受害者，心愿理应受到尊重。警察总长不甘示弱，声称自己作为警队之首，无法说服那些当年遭马共杀害的警察家属，“他们许多人为了保护国土，死在了马共手中”。随后有不少马国网民加入讨论，多数人指责印度裔青年言辞失当。
马共与陈平今天仍是马来西亚政治生活中敏感的议题，是历史留下的一道尚未愈合的巨大伤疤。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作为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之一，陈平也许有很多种结局，可以成为马来西亚的“胡志明”，可以是马来西亚的“丰威汗（老挝共产党总书记）”，可以是马来西亚的“波尔布特”，有可能成为马来西亚的“德钦丹东”（缅甸共产党总书记），还可能是马来西亚的“艾地”（印尼共总书记）。前两位功成名就，塑像遍布全国，他们的事业还在延续；第三位离成功只差半步，最后又回到起点，晚年众叛亲离，在软禁中病逝；第四位功业未成之时发起党内“文革”（大清洗），遭警卫员击毙；第五位在印尼苏哈托领导的军人集团反共政变中被击毙。
机运是实力的一部分。从得以安详终老的角度来说，陈平是失败的东南亚共产党领袖中有“实力”的一人；从共产革命事业的角度看，他缺乏“实力”，红旗插遍马来西严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却不能简单归结为陈平的个人和马共组织的能力问题。
上世纪20年代，马来西亚共产党原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支部，名为“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外人也称之为“南洋共产党”，这就是马来西亚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的前身。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民党“清党”，不少流落到东南亚的中共成员加强了“南洋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李立三在担任中央实质领导职务时（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激烈推动“革命高潮”却处处碰壁，最后他成了“立三左倾路线”替罪羊。莫斯科同时鼓励创建独立的“马来西亚共产党”，1930年，派来了共产国际东方局干部胡志明督导马共的创立。自此，马共开始独立于中共，从支部变成兄弟党，受共产国际管辖。
由于相隔万里，共产国际指导起来相当不便，马共仍与中共保持着意识形态上的联紧密关系，但中共忙于国内的生存发展，胡志明曾经在香港被捕，此后也一直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越老柬三国共产党的前身）的组织发展陷于停顿而愁苦，马共主要还是靠精神食粮过日子。
胡志明这位共产国际“革命老手”经营印支共都一愁莫展，何况马共乎。马来西亚有三大族群“马来人、华裔、印度裔”，马来人皆为穆斯林，共产主义组织在颇为严密的伊斯兰社会向来发展困难；印度裔普遍有宗教信仰，在政治上还有自己的“印度人国大党”；东南亚华侨团大多是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双方渊源深厚，对共产党有排斥情绪。所以马共那时的组织发展同样一愁莫展。
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是马共的第一次机会，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获得合法地位，军队被改编为政府军，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得马来西亚的左翼华人力量有所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南洋的活动又活跃起来，以抗日的名义发展组织远比以前的共产革命口号更容易接触热血青年，这起码是让他们向共产主义靠拢的第一步。
陈平原名叫王文华，出身在霹雳州一个叫实兆远的小镇，父亲是个开脚踏车配件行的商人，正是在1937年，陈平受中国抗战局势之激励，积极参加华人支援中国抗日的社会活动，一度想到中国来就读广西南宁步兵学校，参加国军。在父母阻挠之下，陈平继续读书，在学校成立学生抗敌后援会。时至1939年，开始与左翼华人学生接触，成为马来西亚共产党的一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英国统治的东南亚，这又是马共发展的一次高潮。在对待日军的态度上，东南亚出现了奇特的一景，土著民族的民族主义力量早就展现出蓬勃生机，以追求独立作为奋斗目标，日军打着“东亚圣战”和“从白种人手中解放黄种民族”的口号到来时，当地的土著民族往往采取了配合态度，视其为帮助自己独立的力量，而侨居的华人同样因为“民族主义”却是抗日的族群。
马共游击队采取了跟英美军队紧密合作的态度，帮助传递情报，协助搜救飞行员，同时向英军要求军援，英国自然乐意与当地的抗日力量联手，负责与马共联络的是英军的136部队。
当然马共与英军的合作的同时未雨绸缪，英国毕竟统治东南亚多年，在当地的资源深厚，借助英军的力量发展武装与组织，为将来的共产革命奠定基础。与英军接触时，马共经常故意选派老弱病残成员穿上破烂的服装，拿着粗陋的装备，以显示出生活之艰辛，急需援助。英军给予马共的精良装备，马共都埋藏起来，以备将来革命斗争之用。
到了二战末期，日军败象已显，东南亚的土著民族又采取了跟即将返回的英国合作之势，对日军反水。日本投降以后，马共因为配合英军抗日有功，成为了合法政党，英军在东南亚的最高首长蒙巴顿在新加坡市政广场颁发勋章，陈平还是受封者之一。马共通过二战期间的发展，军事力量达到三四千人，成员约有四五万。
1947年初，时任马共总书记的莱特突然失踪，年仅23岁的陈平代行其职务，并开始调查“莱特事件”，发现莱特不仅私吞公款，还向日英都出卖过马共情报，认定其是“间谍”。陈平将莱特的情况通报中共、越共和泰共，最后泰共行动组受委托，在泰国查到莱特行踪，将其处决。陈平从此就担负起领导马共的重任，这一年他也与中共恢复了密切的联络。
当年6月，陈平前往香港会见中共南方局在港负责人连贯，向对方提出“马共想重新开始武装斗争”的建议，以听取意见。最后他得到周恩来的亲笔指示，根据马共对马来西亚情势的判断，自行决定。
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促使马共准备发起大规模武装暴动。日军撤退的马来西亚，留下了严重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劳资冲突频繁，马共在很多工会、商会和学生中建立了统战组织，以经济斗争的名义发起了多次罢工罢市，而英国正为恢复马亚西经济在制订计划，认为马共从中搞破坏，双方的蜜月期终结，关系紧张起来。
冷战开启，苏联与西方同样结束了蜜月期，外加上斯大林开始批判铁托“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苏联的革命调子开始高涨。中国共产党的在内战中逐渐占优同样使马共颇为兴奋，认为国内和国际革命高潮即将来临。1948年二三月，差不多跟苏南冲突同步，马共也在内部展开了对莱特“投降主义”的大批评，因此武装斗争成为全党的主流认同。与此同时马共开始秘密进行战争动员，挖出埋藏的武器，编遣游击队进送入森林的营地。
6月上旬，马共游击队袭击了两个橡胶园，杀死了胶园经理，拿走其中一个胶园保险柜里的现金，多个地方的“马共除奸队”也开始行动，处决反对罢工的华人工头。其实马共的战争布署并未完成，但英国反应之迅速和激烈，出乎马共高层的预料，英国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开始强力反击，然后马共也于6月20日仓促做出全面武装暴动的决定。
一场共产革命成功与否可以列出很多前国际国内前提条件，但一些必备的核心条件马共完全不具备，时也命也！
首先陈平率领马共在中国共产党没有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在外援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暴动，显然时机选择错误。更要命的是，马来西亚没有与另一个共产党国家接壤，这是先天重大缺陷，这个重要前提后来苏共、中共和陈平都深刻进行了总结。越共虽然比马共更早发起武装斗争，损失惨重，力量被压缩至边远山，但在濒临险境时，中共取得全面胜利，打通了两党的土地接壤，外援源源而来，越共绝处逢生。
马共身处一个伊斯兰社会，很难争取到当地土著民族的支持，所以其成员九成多是左翼华人。马共始终没有得到过共产革命母国苏联的直接指导和支持，苏联的实力、经验和水平绝非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可比拟，这是马共的又一先天缺陷。
另有一个更糟糕的情况，马共的对手是在欧洲数百年险恶政治、军事环境中磨炼出来的老辣英国，而不是“纯良可爱”的美帝国主义。根据现当代共产革命的一个惯常规律，对手是美国时（或深受美国政经影响），成功率将加倍。
马共高估了自己在华人中的影响力，抗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组织大发展，得益于他高举“民族主义”和其它普世性旗帜，一部分华人给予它支持是冲着这些观念而去，而非苏维埃革命的理念。在马共发起多起暴力活动后，有很多华人支持者逐渐与之疏离。
暴动后，最高峰时期，马共的成员包含总部、民运成员、马共解放军也未超过8000人；而政府方面，最高峰时有警察6.7万人，军队4万人，地方保安部队25万。
在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利，双方实力差距甚远的情况下，英国采用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雷霆万钧的组合拳，每一招都把马共逼向绝境。当然这也跟英国看到中国、印度支那情况后的过激反应有关，英国方面确实也高估了事态的危险性，宁愿把其扼杀在初期阶段。
英马政府宣布戒严后，除了进行军事围剿之外，马共以及一切涉嫌与共产党有关的政党、社团、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对马共的领导性人物进行全面搜捕，授权警察在“紧急状态”期有特别处置权，即可以关押甚至击毙有嫌疑的“叛乱份子”；对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媒介和言论，警方的政治部可进行取缔及查禁；左倾的华人、印度裔约三万多人被英国大驱除出境。马共的“农村武装斗争包围城市，城镇开辟统一战线第二战场”的计划完全落空，党的宣传、统战和组织建设皆不再有活动空间和条件。
英国情报部门判断，马共或许在当时的310多万华人中，有50万人或可能是“潜在”的“群众基础”，能动员约“5000”人的部队。英军执行了作战司令布利兹的计划——“新村”战略，对马共游击队活跃的森林地区的农村人口（主要以华人和胶园工人居多）实施迁移，统一管理，与马共进行隔离。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英军从1950年6月至1951年底，短短18个月，使40万人搬离原来的家园，约有60万散居的人口被重新集合起来居住。
对“新村”的管理，英军同样狠招迭出。新村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出入凭证件，有持枪士兵检查，并实施宵禁。新村居民去胶园上工的时候，检查所携带口粮，一人只能带够一人吃的口粮，超量即被罚没，还要被带去讯问。居民在小卖部购买食品也不得超过规定的数量，若购买罐头等食品，得当场开罐后才能离去，因为马来西亚天热，罐头食品开装后若不尽快食用，将会很快馊，无法食用，这样就杜绝有人可将罐头送至马共营地。
装备、训练和人数都处于绝对劣势的马共解放军本来就不是政府主力部队的对手，在一个村庄落脚未稳，还未获得喘息，政府军队就尾随而至，为保存实力只得继续转移，所谓农村根据地建设无从说起，不能把一个一个的村庄占据后长期经营连成片，调动其人力和物力资源，则“农村包围城市”就是空谈。能多少得到一点喘息机会的，还只有在边远的深山野林里。边远森林无法长期供养规模哪怕略大的部队，城市组织已瓦解，无法弄到物资，森林外的村村庄已被搬迁，药品、食物、武器彻底断绝。那段时间，马共连集结几百人部队作战都无法解决给养问题，只能小股小股被分割在森林里。大量的成员由于绝望和身体不支，要么病死饿死，要么逃跑到政府军营地去投降。
英军调动马来人的地方保安团，像守株待兔一样守在森林边缘等候饥肠辘辘出来找食物的马共成员，一经发现就实行诱降，若武力抗拒则当场击毙。英军还制作了大量反共的诱降传单四处散发，并规定这些传单可当“身份证”，还可领取食物。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和中国国内政治气候都发生了变化，武装输出革命的调门又降低了，马共上下弥漫着绝望的情绪。陈平回忆，总部与各处游击队联络困难，他们制止不了叛逃风，甚至无法禁止马共成员身上携带着英军的传单，作为关键时刻换取活命机会的证件。
原本马共认为，如果打出反殖民统治，争民主的口号会让环境变好，迎来革命高潮。但英国在执行政治、军事、经济铁腕手段，已将马共扼杀殆尽的同时，在马来西亚各市进行地方议会选举。随后还进行了全国议会选举，华人最大的政党马华公会，马来人最大政党巫统，印度裔最大政党国大党组成联盟拿下了52席中51席，英国随后还承诺要让马来西亚独立。这一来，马共连最后可打牌都没有了，武装暴动失去了所有口号。
但陈平还是坚持带着身边的一点人马撤离到了泰马边境地区，在残酷现实面前，马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实质上的武装斗争早在50年代中期就基本停止了。
1960年12月，陈平离开了泰国部的营地，在北越呆了一阵后前往中国，从此长达几十年在远方遥控马共事务。
陈平未料到，来北京后，中苏已经闹翻，双方开始争夺东南亚兄弟党；临近文革前夕，中共对外政策日趋左倾，要与苏联大搞输出革命竞赛。中共派邓小平告诉陈平，他们可以考虑重新武装斗争，愿意提供一切帮助，这是马共第二次开始武装斗争的源起。武斗要搞，文宣亦不能停，马共在湖南益阳的“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开始对东南亚广播。
马来西亚“紧急状态”1960年7月31日才正式解除，但在8月1日，作为紧急状态条例的《内安法令》开始生效，它其实是紧急状态条例在非战时的延续，保持着“对共产党颠覆活动”的高度防范。因此，马来西亚虽一直实行多党制并有结社权，但不能组建共产党；民间可以办报纸和电视台，也可以批评政府，但是严禁宣传共产主义。《内安法令》一延用到今日。
马共第二次武装斗争由于获得了外援，在泰国南部丛林里坚持了下来，但活动范围也仅限于此。60年代中后期，受新加坡李光耀铁腕“清共”、新马分家、东南亚种族骚乱以及大陆文革影响，马来西亚注意力放在内政外交上，一些左翼青年从泰国和马来亚跑到了泰南的马共“革命圣地”，马共游击队曾壮大到1600多人，老马共党员们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有党员还预测五年后马共就可以解放全马来亚。
60年代末的“抓特务”肃反运动却造成了一次大分裂，在泰南营地的实际负责人，马共老党员张凌云认为敌人派特务到游击队里来了，要抓。当时抓特务的办法时，被怀疑是特务的人如果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供出“同伙”，可免一死，接受“再教育”，如果不承认是特务，就会被处决。很多人在被指认为特务时怕被枪毙，就胡乱咬认识的同志，于是这特务越抓越多，连不少陈平自己的老战友老同志都被当成“特务”处决了。陈平了解到抓杀特务时的恐怖细节，是在1989年签署合艾条约以后重返营地听取同志们的哭诉，他自己亦感到毛骨悚然。
马共游击队的昔罗营区、勿洞西段营区因反对党中央抓特务的方式，集体反水，各自拉山头出去建立了“马来西亚共产党（革命派）”和“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此后三派之间发生过多次武装袭击。“马来西亚共产党（马列派）”还发表过一份文革味儿十足的宣言，要跟“陈平领导的修正主义集团”宣战，要求全党全军要“香花与一次草”，拒不服从“旧马共领导”。陈平在北京，远隔千山万水，控制乏力，对分裂也无可奈何。这两派虽然激进，但滑稽的是，比陈平领导的“旧马共”还要早两年向泰国政府缴械投诚。
时至1978年，越共与柬共两党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而他们冲突背后又有中苏两国的影子。越共决定出兵做掉柬共政权，但为了取得苏联和东南亚国家的支持，9月份越共总理范文同先出访东南亚，随后又越共总书记黎笋一起出访莫斯科。1978年12月2日，《苏越条约》签署的当天，越共完成外交布局，从柬共叛逃出来的将领韩桑林、洪森等人成立“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宣布将打倒“波尔布特——英萨利暴虐集团”，呼吁柬埔寨人奋起抗争。12月25日，越共在苏联支持下，调集20多万军队，以韩桑林、洪森部队为先导，兵分数路发起全面进攻，直扑柬埔寨。声称美帝国主义五年打不垮的柬共，13天就被越共摧毁。
越共进行外交布局的时候，波尔布特等人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紧急向中共救援。已经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先是批评柬共，认为今日的处境都是他们的极左政策所造成，但也同意救小兄弟一把。邓小平同时也在布局改革开放，欲和缓文革造成的外交孤立，年底他也走了一趟东南亚国家，与苏越两党展开一场外交竞赛。
李光耀代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不断向邓小平强调，要想改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希望东盟在联合国游说拉美国家支持已被推翻的红色高棉政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就得停止输出革命，最重要的是断绝对马共的援助，关闭在中国境内的泰共和马共电台。
邓小平接见陈平，要求他配合关闭马共电台，希望不要让李光耀再不断给自己施压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邓小平同意可以不马上关闭，但应在1981年9月联大会议之前完成关闭工作，不过不会马上断绝对马共的援助。泰国自此关闭了在中国的电台，而马共却把电台搬到了泰南，重新换了个名字“民主之声”，继续对马广播。据陈平回忆，美国还派人问中共，不是说关闭了，怎么还在广播，中共答道，真的关闭了，你们去查查这电台是不是在中国境内，后来美方经过查核，发现的确不在中国，便不再吱声。
陈平从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中逐渐看清了未来的格局，今后中共的对外政策会向务实的“国家利益原则”转向，对输出革命不再有热情。
1989年，东欧剧变，马共的外援彻底断绝，在泰国、马来亚两国官方运筹下，经过多轮艰苦的唇舌之战，实际以答应了泰马两国大多数要求为前提，马共与两国签署《合艾和约》（而非投降协议），体面地宣布解散。“我不会再拿起武器了，即便我的战友和同志还有人有这种想法”，陈平向两方保证。陈平多年来也坚决反对“投降”一说，而认为那是和谈的结果。李光耀对此事的评价一向颇毒舌，他认为这实质上就是一次陈平及其事业可耻地失败，无奈下的投降，只不过用华丽辞藻来包装了一下。
1994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早已正常化，陈平离开北京，移居到泰国南部安渡晚年，从个人生活角度来审视，这不算悲剧式的结局。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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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宇宏，《凤凰周刊》主笔。
转自：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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