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瓜效应的陷阱 —— 评《中国化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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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晚，笔者在单向街书店有一场与日本青年历史学者、《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以下简称《中国化的日本》）一书作者与那霸润先生的讨论会。原定6点整，先到位于同一座大厦中的西北风味餐馆集合，与出版社编辑和媒体的朋友一起碰个面，边吃饭边确定一下会议程序。结果遭遇堵车，全员迟到，迟到时间从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
寒舍离单向街书店所在的大悦城并不算远，且有直达的巴士。可不知为什么，一上车就开始堵，堵了一路。我特意打出富裕，提前一个半小时出门，好不容易挨到距大悦城还剩一站地，已经迟到了约30分钟。车在快行道上蠕动，不能随便下车，天上漂着小雨，地面泥泞湿滑，只能生扛，人们无奈地挤在车上玩着各自的智能手机。不到一站地的路，竟走了45分钟，还远未到头。眼瞅着大幅迟到，我忍无可忍，跟司机交涉，终获“网开一面”，开门放人。
下得车来，穿行于机动车的缝隙，迂回前行。眼前是一片车海和汽车尾灯缀成的光流，耳边是刺耳的喇叭声，此消彼长，竞相比赛着分贝；雾霾、雨的潮气与汽车尾气混合在一起，从鼻腔进入体内，令人有呕吐感；堵在路上的车一辆比一辆神气，不乏进口豪车；路边的钢混大厦风格现代，墙上嵌着大屏幕，屏幕上播放着球赛和广告；宽阔到令人绝望的马路被蓝色铁皮护墙分隔开来，中间三分之二的地带是地铁工地，行人和车辆被挤到两侧窄窄的通道上。汽车、地铁、大厦、iPhone……为什么这些单个拎出来无不代表着现代文明最高成果的物事，在某个时空被某种力量聚合到一块，便构成了一种压力，一种无处不在、挥之不去的、令人戾气丛生的郁闷？要怎样的因缘际会，才能把诸善之恶统统整合到一起，然后再一齐释放给你看？
当我穿过斑马线，终于来到目的地的大厦的时候，我想到了“葡瓜效应”——《中国化的日本》中的一个隐喻：所谓“葡瓜”（Buron，日文“葡萄”（Butou）和“甜瓜”（meron）的复合造语词），并非与那霸的发明，而是星新一在小说《鼠狮》中的一个故事，说人们为了谋求“甜瓜般巨大的果实，还能像葡萄般结成串”的物种，把甜瓜和葡萄嫁接，但杂交的结果，是“葡萄般小的果实却像甜瓜那样只结一个”。我相信，笔者的感受绝非个案，这种所谓“葡瓜效应”——换句话说，一种深刻的杂交、恶化的前景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然高度现实。
与那霸润无疑属于那种野心勃勃的历史学家。这不仅是指他纵论“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驾驭宏大叙事和庞杂史料的学术能力，更在于他敢于突破既成框架，以崭新的学术视野重构“大历史”的胆识。在他的著作中，一些长期以来广泛使用的重要学术概念被重新定义，诸如“近代化”、“西洋化”、“民主化”等；而一些耳熟能详的历史概念的内核也被“重置”，如“江户时代”、“明治维新”、“泡沫经济”，等等。
其中，为作者所反复强调、且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有二：即“中国化”与“江户时代化”——这是两条完全相反的路径：“我们自以为是全球化的社会变化，其实是‘中国化’的‘老路’”；可想要‘中国化’而未得，最终却走上了‘邪路’的，是‘漫长的江户时代’”。于是，一部自中世至今的千年日本史，便在“中国化”与“江户时代化”这两股潮流的兴替中被重构。

（图注：2012年5月20日，日本东京，人们身着江户时代的服装抬着“神舆”，庆祝传统祭祀活动“三社祭”。江户时代里，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封建势力坐大，反而带来了社会的多样性。东方IC供图。）
首先应厘清的一个问题是，所谓“中国化”，并非指中日两国打打杀杀、征服与被征服的角力关系，而是指日本社会的状况与中国社会逐渐雷同化的趋势。如此一来，在传统“进步史观”被消解的同时，日本的自尊心也受到挫伤。因为，日人早已习惯于把19世纪以降的日本近代史理解为一部“西洋化”（即西方化）的历史，“西洋化”的背后，暗含了所谓“后进文明”融入“先进文明”的意识形态化历史逻辑，而日本作为唯一成功的“西洋化”国家，自有一种骄矜，不让人后。可现在却说此“西洋化”原来竟是彼“中国化”，是可忍孰不可忍？！
好的历史学者不仅要给出判断，还要对其判断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在检讨与那霸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先确认一下日本史的分期。
由于日本历史的“特殊性”（也是一种“日特主义”？），长期以来，东洋史学界习惯于一套仅见于日本史的断代分期法，即古代、中世、近世、近代。其中，与世界史的断代有较大出入的是“近世”。如果把日本“西洋化”，即明治维新以降的历史称为“近代”（Modern）的话，那么，被称为“近世”的前一个时代——江户时代则相当于“初期近代”（EarlyModern）。相反，通常所说的“近代”，则可看成是“近世的后半期”。如此，日本史便可实现与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无缝对接”。
照著名的“京都学派”代表性历史学者内藤湖南的说法，世界上最早进入“近世”的国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而是宋朝的中国——这早已成为日本史学界的定论。与那霸也沿袭了内藤的“宋朝近世说”：“中国从宋朝开始就进入了‘近世’。更明确地说，自那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构造，直至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可问题是，“刻意模仿到唐代为止的中国的日本，不知何故却没有接受宋朝以后的中国的‘近世’，而是经过中世从镰仓时代到战国时代没完没了的打打闹闹，最后迎来了江户时代这么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另类‘近世’……正像宋朝形成的社会体制在中国一直延续到今天那样，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体制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今天日本独自的‘近世’这种江户时代的状态却面临着终结，其结果是，日本社会终于将要进入与宋朝以后的‘中国的近世’同样的状态——正在实现所谓‘中国化’”。在与那霸看来，这种转型的态势早已出现，且不可逆转，而一个决定性的转捩点，就是“3?11”大地震：“我更倾向于认为，从进入2010年代前后开始的一两年间起，‘日本社会的终结’便已逐渐明确，而‘3?11’只不过是使此现象更为明显的最后一击而已”；“走进死胡同的‘漫长的江户时代’本已开始崩坏，不幸而至的大地震带来的惨祸更加速了其崩坏的速度”。
都是“中国化”惹的祸——其背后的源动力，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化”浪潮。日本史上至少三度（中世、近代和当下）受其侵袭，险些被裹挟而下，“化”将过去。那么，所谓的“中国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形态，何以具有如此之大的能量与魔力，竟历千年“折腾”而不衰呢？
其实，近百年前，内藤湖南便已给出了答案（即所谓“宋朝近世说”）。他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原型早在宋代便已成形，其特征是废除贵族制，强化皇权独裁；全面推行隋以来的科举制，儒生被赋予“机会平等”，一切以“能力本位”决胜负。胜出者，进入官僚体系辅佐皇帝，失败者则流落江湖混同百姓。身份制消弭，社会体制松绑，资源得以释放。货币经济渗透，人口向城市集中，经济空前自由化，但“政治秩序却通过某个唯一势力的支配来维系”。换言之，此乃今天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初期版本。
当这种“全球化”浪潮汹涌袭来的时候，日本自难免受波及，甚至被左右，但骨子里却不忿，并伺机反弹，坚守自己的道路，其显例就是江户时代——堪称是宋代中国的“对极”：士、农、工、商，身份判然，等级森严，互不逾矩。人们以村、町等地域共同体为单位，各司其职，共同受制于某种有形无形的身份契约，让渡相当的人身自由，以换取一份大致过得去的生活保障。“因为有特定的职业和土地，收入也可以继承世袭，所以不仅贵族和武士，连一般老百姓也只要没有过分奢求，只要老老实实生活，终于也能拥有维持子孙代代温饱的家业和家产了”，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江户时代的商业习惯有类似社会主义的地方。”
而战后的日本企业社会，可以说是江户时代的现代版：大企业在一党独大的自民党政权的保驾护航下，一路成长，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是全社会约定俗成的企业文化，大学毕业生只要进入一家大公司，便一猛子扎下去，终生有靠，基本无需三心二意，“骑马找马”。
与那霸认为，千年东洋史，便是一部“中国化”与“江户时代化”此消彼长、存废兴替的历史。从古至今，日本一向对全球化疲于应对，而此前的“全球化”就是“中国化”。“中国化”的特点是上有中央集权，但社会几无身份束缚，百姓自由放任，类似于“放养”。可问题是国家、社会不靠谱，个人生存面临危机时，只能投亲靠友，寻求血缘庇护；而“江户时代化”作为相反的路径，则倾向于弱化中央集权，强化封建制，旨在“去中国化”。生民被束缚于家、村、町的地域共同体中，类似于“圈养”。直到战国时代，武家随便更换主子的行为也是被严格禁止的，武士们只能祖祖辈辈效忠于同一大名家，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雇佣”。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日本企业主与雇员的关系也类似于旧时的大名与武士。
“中国化”与“江户时代化”，就像一张纸牌正反面，被翻来覆去地出牌。当需要输入中国货币，来激活列岛易物经济的一潭死水时，便搞活日宋贸易，大举“中国化”，如中世初期（11世纪）的平家政权和后醍醐天皇等“中国化”势力的改革；而16世纪末，由于美洲新大陆白银的大量流入，从清朝对日本的铜钱输出锐减，日本与中国货币经济的联系几乎被切断，此时成立的德川幕府便忍痛“断腕”，把此前已经货币化了的租税重新以稻米结算，再度易物化，从而使“稻”与“家”的文化在列岛生根，以“去中国化”换取了绵延近三个世纪的“漫长的江户时代”。乃至近代以降，每当“中国化”的苗头坐大，积重难返、难以为继之时，都会出现“再江户时代化”、“再再江户时代化”的动力与选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端出了与所有日本史教科书刚好相反的“另类“结论：“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一场日本社会‘中国化’的尝试，所谓‘昭和维新’则是对此尝试的反动，其本质是向‘再江户时代化’的挑战。”
与那霸还发现，中日两国是“不约而同”的一对怨偶：“日本和中国都有经常互指对方与自己社会不同的倾向”，“所以我们在意识上经常对立或对抗，可是下意识地却在复制着对方”。而且，往往越是表面上激烈对抗者，本质上反而越是复制最剧者。近如小泉纯一郎政权，任内因靖国参拜问题与中方尖锐对立，但其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政策，客观上却极大削弱了国民福祉的“安全网”，扩大了社会贫困，堪称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化”自选动作。这最新一波的“中国化”浪潮，后虽经过民主党连续三任内阁的纠正与调整，可殊不知力主“打碎官僚主导，重建政治主导”的民主党政权，骨子里其实正是一群崇拜大政府魔力的凯恩斯主义者，由他们主导“去中国化”的事实本身，就相当“中国”。
就笔者个人而言，对这本《中国化的日本》的阅读体验颇为奇特：前半本，不，准确地说，读到全书三分之二处，都有种难以抑制的暗爽感，因为字里行间充斥着“中国化”及“中国化”遭遇挫折后，日本如何以“江户时代化”来调整，疲于应对，而应对不利时，“中国化”又何以卷土重来，等等。但再往后，暗爽就渐次变成黯淡，继而变成不爽，最终干脆成了郁闷——真的好郁闷！作者似乎颇谙熟阅读心理学三味，直到264页才亮明自己的立场（或者说担忧）：“……本书所谓的‘日本的中国化’，完全不是那种‘在日美军抑制力削弱后，中国军队就会大举进犯占领日本’之类的意思。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完全没有关系，指的是日本国的社会‘要变成与中国同样状态’之意。我本人觉得这后者才格外令人恐惧，而且真正实现的可能性远超其他，着实令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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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化”中的哪些问题竟让与那霸教授如此恐惧呢？
答案是“多样性”的缺失。先看日本的状况：在传统上，政治权力的集中性不高。纵然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也形同虚设，近乎“摆设”。与中国“皇帝派遣的官僚统治全中国角角落落不同，即使江户幕府时代，德川将军家直辖的领地在全国也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土地都被当地世袭的封建诸侯（大名）分别统治。在这点上，看起来日本似乎也有着与欧洲同样的基于多元性的社会秩序……”
而与之相对，“中国毋宁说是编造出了通过把价值观限定在一个‘正确的思想’中来统一国土，纠合民众的统治权术。这就是我认为中华文明不是多元性，而是建立在单一性基础上的秩序的缘故”。“多样性”与“单一性”，是作者的去学术化表达，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价值“多元化”与“一元化”。
可别小看“多样性”。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的六七十年代，遭遇了诸多伴随着增长的“阵痛”，发生过异常严重的空气污染、河川污染和土壤污染问题，整个国家被称为“公害列岛”。但正因了这种“多样性”，靠“发展不等于一切”的价值多元化思维，社会才能容纳不同的观点，接受反对党的质疑和媒体的批评，从而及时切入对单一发展观的反思，才为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出路。换言之，这也是今天重蹈并深陷于日本当初发展陷阱中而难以自拔的中国当下困境的原因。所以，我从不愿意把日本的六七十年代与今天的中国做简单类比，因为可比性有限。想当初，日本如果没有政治反对、社运推动、媒体监督、司法保障这“四位一体”的“立体作战”，它凭什么能走出困境？
因此，无论是“中国化”，还是“江户时代化”，先于谁“化”谁的问题之前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容纳“多样性”，建构价值多元。否则，说什么都白搭。其次，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中日互“化”、混搭，是一种文明的“嫁接”、“杂交”。这种“杂交”就像整容手术一样，有多大魅力，便有多大风险。而最大的危险，正是“葡瓜效应”——本想让事物的优点综合起来，却杂交出恶果！。对此，与那霸心知肚明，似乎也相当悲观——他在书中不无耸听地写道：“危险，禁止混合！”
（责任编辑：王晶）
注：《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日）与那霸润著，何晓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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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柠，作家，艺术评论者。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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