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耻文化”的是与非

抵押菠萝兔

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确实有其道理，那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能出大家的地方。比如在日本文化学研究方面，比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1946年撰写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更伟大的成果，我还没看到过。更为奇妙的是，本尼迪克特是在从没有到过日本的情况下，单凭阅读和采访而得出来了这个成果。

本尼迪克特从基督教文明的观念出发，通过对资料进行认真而细致的分析，解读出了日本文化和当时(作者注：也一直延伸到了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主流价值观基础的基督教文化最大的不同——所谓“耻文化”。

本尼迪克特认为，和基督教教义所拥有的“罪”的意识相比，日本文化更加重视的是“耻”。因日本的神道没有一个单一至上的神，所以行为的检验标准无法用一个观点来衡量，只能看其是否合符社会或者所处环境的主流观点，存不存在“耻辱”而来调整其行为模式。

用这个结论，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很容易解释，和他们文化有不小差异的日本人的行动和思维方式，也能够解除当时他们对日本人最大的一个疑惑——日本人并不信奉基督教教义，却同样拥有惊人的团队意识和进取精神，并取得了不亚于他们的成就。而在基督教固有文化沙文主义思维方式中，“异教徒”是做不到，也不应该做到这一点的。

实际上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认识还是基于文化沙文主义的，她把基督教的所谓“罪文化”作为文明的基准来衡量其他异种文化，所以《菊与刀》不是什么圣经，它只是一份对于某个特定问题的研究报告，只要报告的结论能够满足需要，人们并不会对其采用的调查样本和中间结论解释过于苛求，但如果要把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强行扩张到其他方面就立即会碰壁。

比如对日本“耻文化”的形成，本尼迪克特的解释是日本的神道是一种多元神的宗教，日本没有像西方基督教文明那样一元性的神的存在。但是这种解释，无法应用于阿拉伯世界。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属于亚伯拉罕诸教，是一元神的宗教，信奉独一创造神的教义，都将亚伯拉罕视为信仰上的始祖。伊斯兰教中只有安拉这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而穆罕默德也只是安拉唯一的使者。

再有，日本并不是像本尼迪克特所描述的那般，是多神的国家。从对神的“敬畏”程度上来说，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一个无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无论是对于送子观音、还是财神菩萨，一直到关二爷，从来就是只寄予希望，而不持任何敬畏的。

不少地方的农村对于龙王菩萨的态度就很有象征意义：在旱涝之时，干脆把泥菩萨放在烈日下烤或者泥水里浸——看你帮不帮忙。但中国就没有发展出一个向日本那样主张安分守己的“耻文化”，或者说中国的重视世俗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那就是“攀比”。而“攀比”则更类似于美国的那种“我也要(Me too)”文化一些。

虽然有这些不足，但是“耻文化”的概念在研究日本社会文化时确实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器。不管起因是否出于对“羞耻”的害怕，日本文化中的“从众”心理确实比别的民族要更加明显一些，即使在接受了崇尚个人的美国式价值观念六十余年之后还是如此。

比如最近2005年、2009年、2012年，这三次日本众议院大选的结果就最有说服力地说明了这一点。2005年，小泉纯一郎因为参议院反对他有关邮政事业民营化的构思而解散了众议院进行大选，那次他成功地说服了日本选民而获大胜。但四年后的2009年，自安倍晋三开始，接连三届自民党内阁的拙劣表现使得自民党人气尽失，在大选中惨败于民主党。然而民主党并没有执政经验，在执政的三年内所犯错误比自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在2012年底的大选中，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的日本人又再一次全民回头支持自民党。

更有趣的是，2005年、2009年的选举中，都出现过胜利的幅度过于超出想像，以至两次选举中分别获胜的自民党、民主党居然胜得了议席，却没有提出足够的候选人，不得不把议席转让给其他政党这种不可想象的奇闻。

其实，不管是自民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在这三次选举的前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变化，而日本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就会由衷地觉得如果不投自民党或者民主党的票几乎就是在犯罪，这种在其他国家很罕见的大起大落的选择变化，除了用“耻文化”中的从众心理来解释之外还真找不到什么方法能够说明。

甚至，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多少也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和现在的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确实很难理解一般讲来接人待物还算彬彬有礼，连说话都尽量控制音量，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日本人，怎么就会在战争中做出完全判若两人的举动，其实这也是一种从众心理在作怪——长官说了，或者别人已经那么做了，自己不做是不行的。

战后的六十几年中，日本从未参加过任何战争，当然就不存在战争犯罪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日本有一个很具特色的社会问题，从这个社会问题上也能反射出来日本“耻文化”的一个坏影响，那就是中小学校里的“抱团欺负人”（いじめ）问题。

哪个国家的孩子吵架打架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像日本小孩这般抱起团欺负人的，却很少见。这种欺负还不是小孩打架，严重的时候也有暴力行为。

比如，要是在日本看见有哪个孩子在上下学的路上背着几个书包，不用问，就是在被欺负。受欺负的孩子还不一定就是气力弱的小个，人高马大的并不在少数。只要别的孩子看他不顺眼了，不带他玩，大家一起不理这孩子就行了。在其他文化里面，这种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可在日本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肯低头的，帮团伙老大们干干活，弄点钱来孝敬孝敬老大们，实在要是想不通呢，就只能自杀了，所以日本时不时有中小学生自杀的新闻出现。

当然不能说“耻文化”都是负面的东西。努力追随主流价值观的行为模式，在主流价值观没有发生问题时，对于维护社会的健全稳定所起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2006年，日本发生过这么一件交通事故，一名福冈市政府的职员因饮酒驾驶撞上了另一辆汽车，造成一户人家三小孩同时溺水死亡，这件悲惨的交通事故震动了整个日本社会，一是由于饮酒驾驶，二是肇事者是公职人员。

笔者所在的是一家规模很小的公司，没几个人，以设计为主，但是老板也很郑重地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在会议上老板很认真地对大家说：“本公司绝对禁止酒驾，哪位如果不能保证自己绝不酒驾的话，现在就请辞职，不要给公司带来麻烦”，在同来往关系户的交谈中，笔者得知所有的关系户内部都有这样的通知，不同的只是具体用词。

如果哪家公司发生了这种顶风作案的事件，严重的场合，其余公司都会停止和这家公司的业务，以表示自己对社会共识的拥护，这就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制裁，迫使各公司不得不注意约束自己公司员工，哪怕是在工作时间之外。如果肇事的是某个公司的雇员，他所在公司肯定要付出代价，什么“临时工”之类的托词是没有用的。

日本企业都有一些“经营理念”什么的，不少企业的理念中都有一句：“做产品先做人。”至于为什么有这一条，是因为真的相信，还是因为惧怕员工的行为不慎而给公司带来损失，则无人知道。

在日本，是不能公开号召抵制哪家企业的，算“业务妨碍罪”。如果伴有什么威胁行为的话，就算“威力业务妨碍”，追究和处罚相当严厉(作者注：在日本刑法上，对“业务妨碍”的处罚比对“公务妨碍”还要更加严厉）。但实际上，日本公司哪怕员工在业余时间因个人原因而违反了社会秩序，公司也肯定会出面赔礼谢罪，就是害怕客户进行这种自发的制裁。

当年日本皇太子德仁亲王要结婚的时，反对太子妃小和田雅子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是因为，小和田雅子的外祖父江头丰曾出任过造成水洖病公害的“日本窒素”的社长和会长，而且在事发后，应对态度很坏，直到最后也没有向受害者谢过罪，所以反对的人们害怕小和田雅子嫁入皇家会对皇家带来不利。

事实上，现在确实有人在低声嘀咕，把这些年日本皇家遇到的一些麻烦归结到江头丰在水洖病上的责任，说是一种报应。

当然，对一种文化形态去谈好或坏是不合适的。文化形式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文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法一概而论。

抵押菠萝兔

俞天任，笔名“冰冷雨天”，自称“老冰”。著有《冰眼看日本》、《有一类战犯叫参谋》、《浩瀚的大洋是赌场》、《谁在统治着日本》等作品。

抵押菠萝兔

[quote=larry_mysx,5824]学习。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日本人的社会行为。[/quote]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很多根本不了解日本。

enigma

太长不看，建议以后发浓缩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