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为什么能实现种族和解

抵押菠萝兔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右）与夫人格拉萨·马谢尔；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南非曾经为什么长期实行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逆的种族隔离政策。简而言之，这是特殊历史时期，南非白人认为其找到的维护本种族利益的最合适方式。

欧洲白人对南非大陆的殖民，和其对南北美洲、亚洲、澳洲和非洲其他地区殖民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欧洲人来到美国、加拿大时，当地的印第安人数量并不多，在白人站稳脚跟后，一直向西部垦殖，印第安人被大量消灭或完全同化，对白人的利益不构成威胁，而在澳洲土著人的力量亦微不足道。即便如此，白人对因劳动力匮乏从其他洲贩运而来的黑人、华人劳工后裔，仍然采取和后来南非白人统治者差不多的隔离和歧视政策。

在亚洲的印度、东南亚等地，英、法殖民者统治的是人口众多，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他们难以将这些民族灭绝，而殖民地已没有多少空间供其大量垦殖。因此殖民者对亚洲这类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是：派出治理者和商业、文化人才，垄断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即可。来到殖民地的欧洲人处于社会的金字塔尖，人数极少，一旦殖民地民族取得独立后，数量不多的欧洲人即可以“光荣撤退”。

自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人在好望角登陆建立补给站开始，以荷兰人为主流的欧洲人开始了在南非长达三百多年的移民历史，这些荷兰裔、德裔移民首先争夺的是黑人的土地，因此早期的白人被称为“布尔人” （即荷兰语“农场主”的意思）。由于，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白人向东和北垦殖的历史是血腥的，一开始就遇到黑人顽强的反抗。在他们以各种方式灭亡了开普敦附近地区的科伊桑人之后，再也没有办法灭亡掉人数众多、坚强不屈的祖鲁人、科萨人等其他黑人部族。人口众多的白人和人口更多的黑人必须共同生活在南非的土地上。

“日不落帝国”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初接踵而至且后来居上，先取得了开普敦地区的统治权，并在东部印度洋西岸建立起了独立控制的纳塔尔殖民地。以工商业立国的英国殖民者颁布了一系列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法律，如限制布尔人的土地特权，禁止奴隶交易以解放劳动力等等。这些改革措施大大地伤害了原来以农业为主的荷兰裔殖民者的利益。但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布尔人只得放弃开普敦地区，不断向中部、北部殖民，在与黑人部族惨烈的冲突中夺取土地，站稳脚跟，建立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块殖民地。

然而，这两个地区金矿和钻石矿的大规模开发，又引起英国殖民者挟军事和资本力量的涌入。1881年和1889年，英国殖民者和先期到达南非的荷兰人后裔布尔人爆发了两次“英布战争”。特别是第二次英布战争，双方伤亡巨大，英国惨胜。双方于1902年签订和约，布尔人承认英国国王对几个布尔人共和国拥有主权，英国也给予布尔人高度的自治权。在此条约的基础上，1910年以大英帝国为宗主国的南非联邦成立，成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但所有的黑人都没有了选举权。

英、布的媾和，使白人得以联合起来对付黑人。特别是在由白人垄断的政权内，布尔人占有优势，他们对黑人的危机感和防范力度远甚于英国人。由于矿产资源的大量开发，导致资本、劳动力的大量流动，黑人开始涌入城镇和矿区，对白人特别是布尔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们认为，如果按照西方资本主义通常那种允许土地通过买卖自由流转，鼓励劳动力流动的生产方式，那么人数不到20%的白人迟早会沦为弱势者。因为雇用黑人的人力成本远远低于雇用白人，一些布尔人会变成失去土地而又找不到工作的穷人。于是，白人当局采用了种族隔离的政策来维持南非社会的“二元结构”，以确保南非白人的特权地位。

1909年，英国议会公布《南非法案》，这是从宪法层面确立了种族隔离政策，也是英国殖民者对布尔人鼓吹的种族隔离的一种“尊重”和“确权”。

接着在土地权方面，南非政府于1913年颁布了《土著土地法》，让此前两百多年白人侵占的南非土地“合法化”。

这部法律颁布时，黑人占有不到10%的土地，主要集中在“黑人保留地”，即后来白人当局推行班图斯坦（黑人家园）制度的基础，其它土地几乎全部在白人手中。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大量黑人进入到白人控制的土地上做工，或者租种土地，有些黑人还攒钱购买白人占有的土地。白人当局害怕人数占大多数的黑人最终将白人控制的土地吃回去，于是以立法的形式规定：禁止非洲人购买、租佃或占有保留地以外的土地，禁止非洲人在欧洲人（即白人）控制的土地上进行独立的经济活动。

如此，土著黑人不能合法地从白人那里取得土地，也不能长期租佃，那么只能出卖劳动力。

不仅如此，白人当局又通过《土著事务法》、《土著劳动合同法》、《防止非道德法》、《工业调解法》、《人口登记法》、《通行证法》等一系列恶法，禁止白人与黑人通婚，禁止白人和黑人居住在同一社区，禁止黑人自由迁徙，禁止黑人与白人竞争技术或半技术工种，并取消了黑人的罢工权利。

也就是说，黑人进入城市和矿区，只能做白人不愿意干的那些劳动强度大、工资低、有损健康的工作，如当矿工、农业工人、仆人。

种族隔离政策维护的“黑白二元社会”，其实也是“城乡二元社会”。白人当局不承认自然也就不会考虑黑人来城市发展的权利，他们依靠种族隔离的法律，推行 “流动工人制”。家在农村的广大黑人，只能进城打工，挣钱养活远在农村的家。但白人建立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并不考虑他们。一个打工黑人，要想带着家眷定居在城市，那些种族隔离法律为他设置了重重障碍。

依靠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劳动者的“低人权优势”，加上南非土地肥沃、矿产丰富的优势，再辅以南非融入了以欧美为主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外部因素，南非取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公认的经济奇迹。从一些数据上可以得到印证：

南非1932年GDP为4.66亿兰特，1972年达到150.52亿兰特，到1980年已达592.00亿兰特。其国内生产总值在1932—1972年的几十年间，平均7.3年翻一番。（秦晖：《南非“经济奇迹”的背后》，《经济观察报》6月12日）

然而，靠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特别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压迫和剥削维系的繁荣稳定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隔离”实为“剥削”的南非国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黑人反抗。但直到“二战”结束，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这些黑人精英成长起来后，领导了非国大，黑人反抗种族隔离的运动才组织化、规模化。

在曼德拉等人领导抗争运动的初期，因为经济上的蒸蒸日上，南非白人当局打压反抗的有效性很强。他们有钱壮大军警队伍，有钱盖监狱，也能让黑人务工者的待遇有适当的改善，于是底气很足，放心大胆地将曼德拉等抗争运动的领导人囚禁起来。

殊不知，不平等的、与社会文明发展路径背道而驰的执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其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呈现难以为继之势。

在曼德拉等人被囚禁的那些岁月里，又一代黑人青年成长起来，他们多数是“民工二代”和“城市贫民二代”，这些年轻的黑人反抗意识比父辈强烈得多，他们也勇敢得多，不惧囚禁、流血甚至死亡，在各个地区冲击白人的统治秩序，纵火、爆炸、游行示威此起彼伏，几百万白人感觉到生活的富足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并不能带来安全。这个状况不改变，只能是玉石俱焚。

在种族隔离的后期，军警、监狱等暴力机器的开支占据了国家财政支出的30%，白人当局不仅要对黑人反抗进行镇压，还不得不逐年大幅度增加。在这个时候，国际的制裁也动起了真格，使南非成为被“冷战”双方阵营一致抛弃的孤家寡人。

南非长时期靠产品出口创汇，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由于国内大多数黑人的低人权、低收入，除了维持起码的生活外，消费能力很低，一旦出口受阻，经济则立刻衰退。

可以说，种族隔离到了80年代初，已经成为南非政治、经济、外交诸层面的死结。就连以铁腕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著称的白人总统博塔也承认，南非不变革，必然走向毁灭。

由此可见，南非的种族和解是逼出来的，也是在大势之下白人当局高层和曼德拉等非国大领导人的共识。人数黑人占优势，掌握的社会资源白人占优势。黑人不可能将白人所有财产夺过来并把白人赶出南非，白人也不可能再凭借政治、经济上的优势继续奴役黑人，双方不和解，只能血流成河，整个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战。

当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处在关键时刻，在历史大局前都能选择正确的道路。良性的变革需要大势所逼，也需要能把握大势的伟大人物的主导。南非种族得以和解，黑人领袖曼德拉、图图、西苏鲁等人所起的作用无须赘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充分肯定白人集团的有识之士，他们也功不可没。没有他们，曼德拉等人单方面是不可能推进南非种族和解的。

和曼德拉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德克勒克的贡献，同样举世公认。

要知道，除德克勒克外，必须承认，长期推行种族隔离的白人执政团体（主要是“二战”后到和解前当家的国民党），聚集了一批敬业、高效而负责任的精英人士。这些人骨子里是种族主义者，也希望白人奴役黑人的政治体制千秋万代，他们在镇压黑人反抗时毫不手软。但当他们一旦认识到种族隔离政策强撑下去，白人现有的优越生活、南非多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会在种族冲突中化为乌有时，他们能改弦易辙，从镇压变为和解，这是对整个白人种群的负责。

为此，他们想方设法说服和压制了内部少数极右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要求作出了大幅度的让步。

还值得注意的是，南非得以和解，白人尽管实行高压统治，在白人内部也还有相当的民主存在。

在议会中一直有反对种族隔离的白人政党——自由党的席位，一些白人的有识之士还能艰难地在媒体发声，批评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要知道，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政治构架自然是不民主的、显失公平的，但仍可以说是“法治”的——尽管依据的法律是“恶法”，白人统治者亦不能任意践踏已有的法律。这种司法文化对南非能实现和解作用甚大。法官在具体的审判中能坚持底线，体现了相当的独立性。

因此，在利沃尼亚大审判中，主审法官顶住了政府的压力，没有将曼德拉等领袖判处白人当局所希望的死刑，而是终身监禁，为20多年后的和解留下了一个“活扣”。否则的话，当白人当局迫于压力想和黑人和解时，也找不到有威望的谈判对象了。也正是因为司法的相对独立性，曼德拉等政治犯在监狱里受到监狱警察的欺凌时，能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来反制，且效果明显。

南非种族和解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宗教。在欧洲白人进入南非之前，南非各黑人部落里流行的是一些巫术盛行的原始宗教。而白人侵略的同时，带来了基督教。许多黑人因此成为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各个流派的信徒。如曼德拉就是在母亲的影响下受洗成为卫理公会的一名信仰者。到了“二战”后种族冲突最为尖锐的时期，整个南非90%以上的居民有宗教信仰，其中的九成又信奉基督教（另外一些印度次大陆的移民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尽管源于荷兰归止会的一些神职人员曾经宣扬过种族隔离的论调，但总体说来，同为“上帝子民”的身份认同，有助于超越肤色的和解。如果不是这样共同的信仰基础，很难想象图图大主教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总之，南非的种族和解是大势使然，是南非白人当局再也无法承受内外压力而被迫采取理性对策的结果。这个结果也是曼德拉、德克勒克、图图大主教等一些人格伟大的政治领袖共同努力促成的结果。

当然，这同时也代表了大多数黑人、白人不希望战争而希望过太平日子的意愿。

今天，距离南非种族和解后曼德拉当选总统已快20年了。与种族隔离时期被全世界多数国家制裁与谴责相比，南非的国际地位已是天壤之别。它成为非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性大国，赢得了全世界多数国家政府和国民的尊重。不但在地区事务中，也逐渐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南非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一道，成为“金砖五国”，由此可见它已被看作正在快速成长的新兴强国。

抵押菠萝兔

当然，今天的南非社会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失业率偏高、大城市治安状况不佳、艾滋病肆虐、一些黑人对白人有“反向歧视”等等。

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问题是许多新兴国家发展中都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解除种族隔离后带来的，而是种族隔离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分裂等等的后遗症，是“疥癣之疾”，治愈需要一个过程。

网络上有一些人赞扬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社会秩序的井然和治安良好，也由此得出种族隔离比不隔离更有利于治安的结论，这显然是荒谬的。

那种采取高压措施侵犯黑人权利得到的“良好治安”不可能长久，它以整个国家不同种族相互不信任和仇恨为代价，是以虎狼之药治虚弱之躯。如果不在90年代初进行种族和解，今天南非社会的问题恐怕不是治安、艾滋病，而是种族仇杀、遍地烽火。

种族和解，使南非的心腹之患得以治愈。不论种族，人人在法律上平等、“一人一票”的选举、新闻自由得以实现，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制约的宪政体制得以确立，其他再多的社会问题都不足以动摇国本。

可以说，南非社会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状态，这个“彩虹之国”的前程似锦。

在祝福南非的同时，我们要记住曼德拉的名字，是他和一些伟大的南非人，给这个国家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曼德拉，是当之无愧的新南非“国父”。

作者：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