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道歉真沉重 —— 从宋任穷之女宋彬彬道歉说开去

抵押菠萝兔

（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
1月14日早晨，拙妻告知：“宋彬彬道歉了。辛先生昨晚发来的信息。”我有点激动：“终于道歉了，终于等来这一声道歉。”晚是晚了一点，终究还是来了。上将之女宋彬彬女士的这一声道歉带有一定的标志性。
我非常理解这一声道歉的沉重。四十八年的迷惘挣扎、躲避推拒、半惊半疑、渐渐醒悟、尴尬难堪、徘徊掂量，最终站出来：“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宋彬彬女士的这一声道歉，的确相当不易。从19岁英姿青年到67岁白头老妇，这一道歉凝聚着红卫兵一代反思“文革”的痛苦与艰难。四十八年才深刻意识到“打死校长”意味着什么。“文革”虽然结束三十八年了，但对“文革”的反思，因众所周知的缘故，尚未真正启动。因此，宋彬彬女士这一声道歉，落地溅声，迅传寰内，港台欧美也有回声。
今天听来那么不可思议的“女生打死女校长”，1966年8月5日实地上演于北师大女附中。据多种史料：下午二时，一位女红卫兵将一大瓶墨汁从正在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女）头上浇下去，然后将三位副校长、正副教导主任揪到大操场，戴上纸糊高帽，脖套“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牌子，一字跪在水泥台上。接着，五名校领导被拖下“游校”，边走边敲铁簸箕，还得一边喊“我是牛鬼蛇神”。下一个节目是命令五个“黑帮”挑土。第一副校长卞仲耘（1916～1966）的大筐装满后拍了又拍，她挑不起来，劈头打倒在地。卞仲耘之所以被学生“重点关怀”，因为该校没有正校长，第一副校长是最高领导。
五位“黑帮”开始挨打，垒球棒、跳栏横档、木工房里带钉的桌腿椅腿。揪回宿舍后，又在一楼厕所淋了屎尿。17时左右，卡仲耘已失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台阶上。满脸稚气的红卫兵仍带着“无产阶级义愤”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物，咒骂“装死”。胡副校长见卞仲耘眼睛张开，瞳孔没了反应，嘴巴在吐气，告诉红卫兵有生命危险，得快送医院。回答是：“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
学校对面就是邮电医院，校工将载着卞的推车推至北门边，天色尚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推出去，用大字报将卞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小时，过了19时，“校文革筹委会”电话请示市委，才将卞送进邮电医院。此时，卞已僵硬，死亡多时了。
丈夫王晶尧接到通知赶到医院，见妻子遍体鳞伤、头部肿大。当时女附中“权力机关”接见了王，王不认识她们，请她们写下名字，他保存下这张有七人名字的纸条。七人中六名红卫兵，第一个就是高三学生、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文革”初期，大中院校红卫兵还是干部子女的天下，老子革命儿接班呵。此时，距离宋彬彬“成名”的天安门“八·一八”还有13天。
卞仲耘，1941年考入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经济系，同年入党；后转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丈夫王晶尧为大学同学，也是南方局系统地下党员。卞服务师大女附中17年，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该校为重点中学，1965年入学女生中高干子女占了一半，毛泽东两个女儿从这所中学先后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邓小平各有一女在该校。
校长死了，校园里没有任何惊恐不安，相反弥漫着一片亢奋高昂的气氛，参与殴打校长的女生们可能没有一位想到自己“有责任”，甚至没有感觉一丝不安。“革命是一个阶级打倒另一阶级的暴力行为”呵。死了一个“牛鬼蛇神”的校长，有什么？卞家不能抗议，也没想到“应该追究责任”，甚至不能表示悲哀。九岁女儿发现父亲的草席边沿被咬碎，王晶尧悲愤万分，又不能放声痛哭，只好伏在床上咬啮草席。
1973年，卞家得到一份“没有问题”的结论，“工作时死亡”，校革委会按规定补偿卞家400元。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位被打死的教师。1978年，北京西城区委为卞平反。西城区负责人说：全区276名教育工作者死于“文革”。
2011年，北师大附中（前身女附中）会议室安放卞仲耘塑像，500位校友、师生捐建。
1980年代以后，海内外渐渐响起“索歉”声浪——要求各路“文革”当事人公开道歉，近年达到高潮。宋彬彬因名声太大，以“文革暴力符号”一点点被推上浪尖，2003年才回国的宋彬彬，清晰感受到这种压力。她有多次机会致歉，但一次次选择沉默，可能感觉“说不清”、“说来话长”，因此一次次被海内外人士盯上铆上。感觉很委屈，自己并没有参与迫害殴打，但被要求承担“领导责任”。几年前同班同学刘进写过一篇文章，说明事件经过。应该说，打死卞校长是“集体暴力”，放大一点，也可以说是“国家行为”。宋彬彬当时“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的武斗。”（道歉语）
1月12日，刘进在母校第一个道歉，为自己攻讦老师的大字报道歉，最后向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19岁成名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当年莫大荣耀竟成投射一生的阴影，落差如此之大，当然说明那会儿社会之偏、如今历史的前进。得承认，宋彬彬当年实在也是纯洁青年，只是喝了“狼奶”，被时代大潮裹挟着“一夜成名”，那么年轻就为“文革”背上沉重十字架，以至于要为这次道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肯定有人会指：“假道歉，真反扑。”因为她的道歉辞中含有会被指为“撇清”、“辩解”的内容。如果聪明一点，既然是道歉，不说那几段“说明语”，效果更好。当然，我也理解她太想一并当众“说明事实”。
无论如何，这一声道歉不容易，宋彬彬首先得说服自己，得认识到自己的“领导责任”，既对形成打死校长的校园氛围有一定责任（参与全校第一张大字报），也对没有及时制止殴打折磨有责任。哦，“责任”两字，相信已折磨她大半辈子，也折磨着当年集体“打砸抢”的红卫兵一代。晚年静思，不可能没有丝丝缕缕的忏悔爬出来吧？即便是整个时代的错误，自己毕竟也……
“文革”刚结束，走出秦城的周扬到处道歉，向他“文革”前整过的作家、艺术家一次次致歉，可惜遭到制止。众所周知，对“文革”的反思遭到限制、淡化。
好在时代终究在前进，不久前陈小鲁（陈毅之子）为当年的“红卫兵行动”道歉、现在符号性更强的宋彬彬勇敢“站出来”，要求从根源上反思整个“文革”基因。“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道歉语）这应是宋彬彬的“深刻提炼语”，也是对“文革”暴行最实质性的剖析。
我认为宋彬彬的道歉是痛苦挣扎后真诚的理性复归，也是人性复苏的某种标志。而且，根据我国目前社会艰难转型的形势，很需要这种认错。因为，认错乃改错的第一步，惟认错才可能进行接下来的纠错、堵错，才可能真正弃错就正，凝经验为原则。
至于海内外近日对宋彬彬道歉的各种反应，包括丈夫王晶尧的“不接受”，很多元，也很正常。民主自由么，原本就是基于多元多歧的社会现实，才需要民主制度保护。如想只有一元化，即只出一种声音，当然只有一种办法才能实现——暴力。
“文革”这笔大账终究要算的，那么多人在等着。笔者这样的“文革少年”（本人就读的初中即名“杭州要武中学”），虽然人还在，心未死，毕竟岁入暮年，时间真的不多了。
（责任编辑：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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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
裴毅然，复旦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代表作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历史皱褶里的真相》等。 且于国内报刊发表论文、评论、时评、小说千余篇；于香港《二十一世纪》、《百家》及其它时政类港刊发表论文、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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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的女儿回忆说，那段时间她常常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上被咬烂，后来知道是父亲半夜难以抑制悲痛，咬着草席压抑痛苦，有多少母亲和妻子当年被红卫兵打死，道歉是最起码的。毛恭的罪行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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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就取代原校领导，开始掌管学校。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物件。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卞仲耘的“罪状”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第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即便是有这么一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副校长知道。在当时，没有人敢质疑，没有人能辩解。 第二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类似这样荒诞的“罪名”还有很多。例如，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等等。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的大字报，这样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

死亡“前奏”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黑幕”降临


卞仲耘遇害时的遗体照片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

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锺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

当时丈夫王晶尧买了一部相机，为她拍摄血迹斑斑的遗照。

三十多年后，王晶尧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神州穿梭”节目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个饱受摧残和虐待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儿来。”

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邓榕等人的虎视眈眈下，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章诒和在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此人曾在电视节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亲在文革受到的对待而“鸣冤”。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该校没有设置校长职位），和其他四位学校负责人一起，被该校红卫兵揪到大操场上，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劳改的同时，又被乱棒横扫，个个遍体鳞伤。她们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卞仲耘在副校长中排名第一，被视为‘黑帮头子’，被殴打最重。经过三个小时折磨，到下午五时左右，卞仲耘已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台阶上，仍然有红卫兵继续踢她的肚子，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物，大声咒骂她‘装死’。

卞仲耘被放在一辆平时运送垃圾的手推车上，不能动弹。红卫兵还在继续批斗其他的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手推车旁，另一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的卞仲耘，两条骼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睁开，瞳孔放散，毫无反应，只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就告诉在场红卫兵，卞校长恐有生命危险，应当送医院。红卫兵怒吼道： ‘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押了起来。到了七点多钟，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北京市委，终于把卞仲耘送到马路对面的邮电部医院。这时，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盖住，上面还压了一把大扫帚。医生检查时，卞的尸体已经僵硬，死亡多时了。这就是全国第一个无端被暴力毁灭的无辜者！

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疲带，臂缠袖章，一副典型的红卫兵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当时还有所顾忌——半月后，暴力猛然膨胀，打死人不但不须掩饰，更成为炫耀、吹牛的本钱。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了卞仲耘的死亡证明书上，但在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以上是卞仲耘好友王友琴记录的卞仲耘遇难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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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资料转自百度百科http://wapbaike.baidu.com/view/2095829.htm?adapt=1&
维基百科有更详细的记载http://zh.m.wikipedia.org/wiki/卞仲耘，甚至包括凶手的姓名。

亮光

文革是极权暴政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