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身份如此丰富

抵押菠萝兔

作者：苏小和?


当人们依然习惯性地用日本或者美国这样一些地理的名词来界定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身份，最野蛮的种族歧视和人口歧视就会登场，与身份有关的暴力就会如影随形。

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常识。

多年前我阅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隐隐约约地发现某种学术不足。后来我听见某些中国官员在不同的场合慷慨陈词，把民族、中国、东方这样一些宏大词语锁在人们的身份上，言语之间，他们理所当然把亨廷顿的观点当成了不起的理论工具。实话实说，当这样的陈述蔚然成风，我和很多人一样，真的以为东方和西方本来就是敌人，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还有中国的儒家文明之间，冲突可能才是主旋律。而所有的人们，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生活、他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可能真的主要由他们背后庞大的文明体系所决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沿着亨廷顿的解释，那些看上去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些以文明的不同而延伸出来的对普世价值观的排斥、甚至包括那些因为文明的冲突引发出来的战争和流血，似乎就在情理之中。

事实真的是这样么？感谢阿玛蒂亚·森，他在2005年直截了当指出了亨廷顿的软肋，并告诉人们，亨廷顿的错误在于，他一开始就预设了单一的身份分类观，即仅仅把人置于所谓的文明圈子内，而这种文明的圈子，甚至是以宗教派别来划分的。森认为，亨廷顿的这种粗野的身份界定方法，一旦将全世界的人们都归为“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佛教世界”、“东方世界”，或者仅仅归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伊朗人”，则支配性的分裂作用就会被夸大了一个极端的程度，最后不动声色地“将人们强塞进一组坚固的小盒子里”。由此，多元、丰富的个人缩减到某个单一的维度，人和人之间多种多样的联系与活动被彻底抹杀，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数学、游戏、贸易、政治等诸多事物也会被间接中断，整个世界最后以文明的名义发展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格斗场。

我们的身份真的只有一种吗？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们，还可以依据其他的划分标准来进行分类，而每一种都可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国籍、居住地、阶级、职业、社会地位、语言、政治立场、个人爱好等等。森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份如此丰富，当我们沿着多重身份来审视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我们能找到诸多共存和宽容的理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之间，如果仅仅立足于国家属性，他们的关系可能是对立的，至少存在巨大的差别，但如果立足于一种职业特征，也许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可能都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这种职业上的相互认同感，能够迅速拉近两个人之间的文化距离，以至于他们能够在一个可能的产业链上进行理性的，有建设性的技术合作。而一个生活在现代化都市里的高级白领，和一个生活在外省乡村的农夫，如果沿用中国城乡之间的对立身份来考察，他们可能就是一对真正的利益冲突者，但事实上，他们有可能是民俗文化的共同爱好者，当他们以文化的方式进行沟通，他们却极有可能成为朋友。

多样性这个优美的思维方式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远比我们理解的复杂。森说，当有人试图用一种身份来锁定人们，他们可能是在鼓动人们走进暴力，走进对抗。在这种暴力和对抗之中，大多数人只是一种牺牲，一道祭品，事实上那些煽动家，那些将简单的身份推向极致的、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家伙，他们正在自己计算自己这一轮蛊惑，又能收获多少美钞、或者黄金。

民主仅仅是西方人的民主吗？

让我们沿着森的思维模型，去看看那些与身份有关的强权，多年以来，是怎样糟蹋了我们原本丰富的生活。

现在看来，我们的生活中，最大的身份陷阱，是很多人都以为，民主这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仅仅属于西方人，而所谓的东方人、中国人、非洲人、阿拉伯人，还有朝鲜人、古巴人，显然不适合民主制度。

不幸的是，这样的观点由于把东方和西方这种粗暴的身份定义当成了工具，竟然可以大行其道。不仅那些拒绝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振振有辞地阻挠民主，就连美国人试图向全世界传播民主理念也被他人界定为“民主强权”，界定为西方人对东方人生活与文化的一种破坏。

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制度现象或者文化现象，民主真的仅仅是西方人的民主吗？

博学如森这样的大学者，当然不认同这样的身份预定。他为我们找到了一串了不起的非西方民主史料见证。诚然，雅典是西方世界最早实行民主的古老国度，但森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古希腊的选举治理经验对现在的意大利、法国甚至还包括大不列颠英国产生过影响。相反，与雅典同时代的亚洲城邦，比如伊朗、印度，却或多或少吸收了雅典的民主经验。所以，森列出了一串东方国家与民主有关的历史掌故。

——与雅典差不多同时代的伊朗西南部的苏萨，在长达12个世纪的时间内，拥有一个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一个人民大会以及由委员会提名、人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地方官；

——而在早期的印度，阿育王时代，这个有见识的国王曾经在公元前3世纪主持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佛教徒会议，他试图编纂和推行印度最早的公共讨论规则，历史学家认为，这个规则后来成为19世纪著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早期版本；

——7世纪早期的日本曾经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坚持“重要的决策不能单独一个人做出，必须与众人商议”，这比13世纪英国人签订的《大宪章》早了600多年，日本人当时还特别解释了多数人讨论的重要性，“当他人与我们的观点不同的时候不要憎恨，因为人皆有心，人各有向，他是而我非，我是而他非”，后来的评论家认为，这才是日本人“逐步迈向民主的第一步”；

——曾经雄霸四方的亚历山大大帝也领教过民主批评的滋味，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在印度驰骋，他问一群印度智者，为什么印度人对伟大的征服者置若罔闻，结果亚历山大听到了一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批评之声：“亚历山大陛下，每个人都只能占有我们脚下站立的这么一块土地，你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只是你总是忙于无益之事，弃家远征，累己害人，你不久就会死去，那时你拥有的不过是一堆仅够埋你的泥土。”

——伟大的曼德拉对民主的追求，并非来自任何西方人的强加，曼德拉的民主梦想毫无疑问来自他的非洲家乡，来自他作为一个非洲人对民主的渴求，因为在南非的西方人多年以来一直拒绝民主，而黑皮肤的曼德拉却是南非民主的梦想家，所以曼德拉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每个想要发言的人都发了言，这是最纯正的民主形式，发言者的身份也许存在某种等级，但是无论是酋长还是平民，武士还是医生，店主还是农夫，地主还是劳工，每个人的话都被认真的聆听”；

所以森推崇托克维尔的结论：尽管美国的民主看上去是一种新鲜事物，但却是历史中最为连续的、古老的和永恒的趋向。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的世界里，民主是所有人的梦想，过去、现在和未来，它将存留在每个人的生命之中，不会有任何人因为身份的不同，而与民主素不相识。

亚洲人真的不重视人权吗？

森注意到，在当代世界各种身份陷阱中，有一种醒目的观点需要辨析，这就是被诸多东方人尤其是亚洲人称道的“亚洲价值观”。这种观点是典型的依据人的身份属性来界定价值观的代表。他们认为，欧洲是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故土，而亚洲则是纪律和秩序的集大成者。由此他们向西方人宣称，西方人可以继续保持个人自由和权利，但是亚洲人则更适合坚持秩序化的行动和纪律化的行为。

作为一个亚洲人，我当然对这样的宣言烂熟于心。李光耀是这么说的，“当我说东亚，意思是指韩国、日本、中国、越南，他们与东南亚明显不同，东南亚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体，虽然印度文化也强调自身的价值观”，这样的表述具有典型的身份归属，所以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家身份，强调要将亚洲价值观同抵抗西方霸权的要求联系起来，要全力抵制美国人的控制，强调新加坡“并不是美国人的一个附属国”。

应该说，正是这种基于亚洲人身份的言辞，最终形成了一部分东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倾向。1993年，在维也纳人权会议上，相当一部分亚洲国家的代表强调亚洲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差异，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甚至警告说，如果用普遍性来掩饰或者否认多样性的事实，那么，对人权理想的普遍共识将会带来有害的结果。而中国外交部长干脆直接指出，“在亚洲人所做的优先选择中，个人必须将国家权力置于个人权利之上”。

森显然认为这些基于身份归属的文化诊断站不住脚。现实情况是，对自由、公共讨论以及所谓人权的支持，这些年来亚洲人一点不比西方人少。我们应该认识到，不仅对“亚洲价值观”的判断本身具有争议，也不仅仅是这种观点严重低估了亚洲知识遗产的范围和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亚洲价值观的兴起，事实上是一批迷恋专制的官员对西方人价值观的一种人为的抵制性反应。森认为，这是一种后殖民时代亚洲人的思想延续，当诸多亚洲人热衷于谈论西方价值观的时候，亚洲的政治家需要站出来说明，我们亚洲人自有亚洲人的优点。

毫无疑问，无论是新加坡人的陈述，还是中国人多年以来反复强调的中国特色，事实上都是基于一种单一的身份认同，他们需要把丰富的亚洲人、新加坡人、中国人锁定在简单的地理场域、国别场域，同时有意识屏蔽掉人们其他的身份认知。但事实是，无论是新加坡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是欧美人，还是亚洲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不要权利，我不要自由。但事实是，当站在高处的政治家们呼唤人民将自己的权利让位于国家和民族，一方面这些权利很有可能已经被少数特权阶层俘获，人民成了一连串口号后面的道具，政府以国家和正义的名义，大肆行伤害民众权利之事。

我们的身份真的具有多样性吗？

作为一名印度学者，森经常用自己的身份来解说学术问题。他说有一次在伦敦机场，当他出示印度护照，他遇到了检察官的怀疑，尽管他的入境单上的家庭地址是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公寓。在口岸检察官看来，这名皮肤颜色很深的印度人，不应该与文件上的三一学院院长有关系，他认为三一学院的院长仅仅是森的朋友。事实上森正是院长本身，但这样的身份疑问让森很伤脑筋，他犹豫了片刻，不知道怎样向检察官解释，而这个犹豫的过程又被检察官发现，他开始怀疑森的身份，而当森最后确认了自己的三一学院院长身份之后，这名认真的检察官甚至再次提问，为什么要犹豫，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本人就是院长？

我当然知道森的犹豫，他应该是陷入了一种对身份的思索之中。我们的身份真的具有多样性吗？当人们把他人的身份单一化之后，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个时候，森将身份与暴力联系起来思考。是的，当森看到那么多种族冲突，那么多宗教之间的仇杀，当森看到塔利班愤怒了撞垮了双子大厦，当他看到在中国，一张简单的户口薄把农民和城市人口划分成两个等级，他知道，这种单一的身份幻想事实上隐含着极为深厚的仇恨，这正是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的源头。到处都是阻挠，到处都是隔离，人和人之间越来越陌生，笑容正在从人们的脸上死去，而这一切的理由，竟然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身份不同。我们的身份真的那么单一吗？我们的身份真的具有多样性吗？一个农民在某些人眼里，难道就只是一个农民吗？难道他就不会是一名父亲吗？难道他就不会是一名流行歌曲的热爱者吗？一名日本人难道他永远只是一名侵略者吗，难道他就不能是一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吗？难道他就不能是一名音乐家吗？一名杀人犯难道仅仅是一名杀人犯，难道他就不会是一名母亲的孝子么？一名用汽油将自己点燃的钉子户，难道她仅仅是一名暴力抗法的钉子户，难道她就不能是一名孩子的母亲么，难道她就不能是勤劳的企业家么？一名穿着迷彩服、开着推土机的城管队员，难道他仅仅是一件拆迁的机器，难道他就不能是一名孩子的父亲么，难道他就不能是一名女人的儿子么？

一个人的身份本来如此丰富！当你看到孩子们溺水，你本应该想起你的孩子，这个时候你就不仅仅是一名理性的经济人；当你贪污受贿，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你本应该想起你是个公民，你需要廉洁，你不能只想到你是一名大权在握无人监督的官僚。可是很奇怪，更多的时候，人们似乎更愿意将自己的身份单一化。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一个存在多重身份的世界里，在单一性身份显得极为幼稚的情况下，这种对单一性身份的强调仍然大行其道。森认为，这其中一直隐含着某些权力拥有者的精心指挥。比如，一群城管队员被他们的领导们不断强化成单一的打手，以至于他们只要一上街就可以对任何在他们看来不符合规范的人大打出手；比如一群青年人被他们的管理者不断强化成单一的爱国青年，以至于他们在街头可以向美国大使馆扔石头，或者砸坏正在行使的日本车玻璃门，爱国终于成了一群流氓和无赖的遮羞布。

这正是单一身份与野蛮暴力的陷阱。多年以来，总是有人在这个领域大兴土木，他们遮蔽掉每个人身份的多样性，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方式重新界定每个人的单一身份，并且命名为我们惟一的身份。正是在这里，卑鄙、暴力以一种看上去正确的力量趁虚而入，这个本来美丽的世界，本来宽容、丰富的生活，终于被他们弄得惨不忍睹了。

（原文刊于《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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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苏小和，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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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司马小蓉,76771]你的身份是挺丰富的，难得你有自知之明

忠诚而伟大的佛教徒、基督徒、占领新加坡的华人、反达尔文者、蒋的忠实拥护者、毛的反对者、X毛党的死敌、D2CN论坛的伟大先知……抵押菠萝兔同志，于2014年3月6日……哦，说错了[/quote] 小蓉姐姐也是有身份的人，养猪专业户，警嫂，作家，湿人，著名农民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伪大的捂产阶级革命家，酒精烤焰的共惨主义战士（此处省略800字）

司马小蓉

你的身份是挺丰富的，难得你有自知之明

忠诚而伟大的佛教徒、基督徒、占领新加坡的华人、反达尔文者、蒋的忠实拥护者、毛的反对者、X毛党的死敌、D2CN论坛的伟大先知……抵押菠萝兔同志，于2014年3月6日……哦，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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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简介
墨子（前468 -前376），名翟(dí)，春秋末战国初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一说鲁国（今山东滕州）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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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墨子说：“仁人处理事务的原则，一定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以此原则来处理事务。”既然如此，那么天下的利是什么，而天下的害又是什么呢？墨子说：“现在如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君臣之间不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不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不相互融洽、协调，这就都是天下之害。”
既然如此，那么考察这些公害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是因不相爱产生的吗？墨子说：“是因不相爱产生的。”现在的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国家的力量，去攻伐别人的国家。现在的家族宗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族，而不爱别人的家族，因而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家族的力量，去掠夺别人的家族。现在的人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爱别人，因而毫无忌惮地运用全身的力量去残害别人。所以诸侯不相爱，就必然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掠夺；人与人不相爱，就必然相互残害；君与臣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施惠、效忠；父与子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慈爱、孝敬；兄与弟不相爱，就必然不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不相爱，强大的就必然控制弱小的，富足的就必然欺侮贫困的，尊贵的就必然傲视卑贱的，狡猾的就必然欺骗愚笨的。举凡天下祸患、掠夺、埋怨、愤恨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不相爱而产生的。所以仁者认为它不对。
既已认为不相爱不对，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墨子说道：“用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变它。”既然这样，那么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应该怎样做呢？墨子说道：“看待别人国家就象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之身就象自己之身。”所以诸侯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野战；家族宗主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掠夺；人与人之间相爱就不会相互残害；君臣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相爱，就会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相爱，就会相互融洽、协调。天下的人都相爱，强大者就不会控制弱小者，人多者就不会强迫人少者，富足者就不会欺侮贫困者，尊贵者就不会傲视卑贱者，狡诈者就不会欺骗愚笨者。举凡天下的祸患、掠夺、埋怨、愤恨可以不使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而生产的。所以
仁者称赞它。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它也是天下一件难办而迂阔的事。”墨子说道：“天下的士君子们，只是不能辨明兼爱的益处、辨明兼爱的原故。现在例如攻城野战，为成名而杀身，这都是天下的百姓难于做到的事。但假如君主喜欢，那么士众就能做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之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好事）。凡是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随即损害他。实行这种兼爱有什么困难呢？只是由于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从前晋文公喜欢士人穿不好的衣服，所以文公的臣下都穿着母羊皮缝的裘，围着牛皮带来挂佩剑，头戴熟绢作的帽子，（这身打扮）进可以君上，出可以往来朝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就这样做。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之人，所以灵王的臣下就吃一顿饭来节食，收着气然后才系上腰带，扶着墙然后才站得起来。等到一年，朝廷之臣都（饥瘦得）面有深黑之色。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君主喜欢这样，所以臣下能做到这样。从前越王句践喜爱士兵勇猛，训练他的臣下时，先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放火烧船，考验他的将士说：“越国的财宝全在这船里。”越王亲自擂鼓，让将士前进。将士听到鼓声，（争先恐后），打乱了队伍，蹈火而死的人，近臣达一百人有余。越王于是鸣金让他们退下。所以墨子说道：“象少吃饭、穿坏衣、杀身成名，这都是天下百姓难于做到的事。假如君主喜欢它，那么士众就能做到。何况兼相爱、交相利是与此不同的（好事）。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损害他。这种兼爱有什么难实行的呢？只是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而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对！兼爱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行之于事，就象要举起泰山越过黄河、济水一样。”墨子说道：“这比方不对。举起泰山而越过黄河、济水，可以说是强劲有力的了，但自古及今，没有人能做得到。而兼相爱，交相利与此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可行之事）。古时的圣王曾做到过。”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古时大禹治理天下，西边疏通了西河、渔窦，用来排泄渠水、孙水和皇水；北边疏通防水、原水、泒水，使之注入召之邸和滹沱河，在黄河中的厎柱山分流，凿开龙门以有利于燕、代、胡、貉与西河地区的人民。东边穿泄大陆的迂水，拦入孟诸泽，分为九条河，以此限制东土的洪水，用来利于冀州的人民。南边疏通长江、汉水、淮河、汝水，使之东流入海，以此灌注五湖之地，以利于荆楚、吴越和南夷的人民。这是大禹的事迹，我们现在要用这种精神来实行兼爱。从前周文王治理西土（指岐周），象太阳象月亮一样，射出的光辉照耀四方和西周大地。他不倚仗大国而欺侮小国，不倚仗人多而欺侮鳏寡孤独，不倚仗强暴势力而掠夺农夫的粮食牲畜。上天眷顾文王的慈爱，所以年老无子的人得以寿终，孤苦无兄弟的人可以安聚于人们中间，幼小无父母的人有所依靠而长大成人。这是文王的事迹，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从前武王将祭祀泰山，于是陈述说：“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祭事。现在（伐纣的）大事已成功，（太公、周、召）一批仁人起而相助，用以拯救商夏遗民及四方少数民族。即使是至亲，也不如仁人。万方之人有罪，由我一人承当。”这是说
周武王的事迹，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
所以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君子，（如果）内心确实希望天下富足，而厌恶其贫穷；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那就应当全都相爱、交互得利。这是圣王的常法，天下的治道，不可不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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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兼爱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君与父不慈，以及“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那就天下太平了。墨子也讲“慈”、“孝”，但并不以“孝悌”为“兼爱”之本，更不主张有等差的爱，所以，其“兼爱”具有反宗法等级制的特点，因此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墨子的“兼爱”还要禁止“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反对贵族、富人欺压下层民众。并且，“兼相爱”和“交相利”是相结合的，墨子吸收并发展了子思学派“义”、“利”合一的思想，摆脱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讲“义”不讲“利”的片面性。“兼爱”有利于自己，不“兼爱”则有害于自身，墨子将伦理道德和功利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兼爱中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1]
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1）？以不相爱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2），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行者非之（3）。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4）。”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君说之（5），则士众能为之。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也。”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6），韦以带剑（7），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8），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教驯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9），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恶衣、杀人而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士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10）。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圣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邸（11）、嘑池之窦，洒为底柱（12），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13），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
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天屑临文王慈，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14），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此文王之事，则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15）：“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16）、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注释
（1）“崇”为“察”字之误。（2）“敖”通“傲”。（3）“行”为“仁”字之误。（4）“于”为“迂”之假借字。（5）“说”通“悦”。（6）牂羊：母羊。（7）韦：熟牛皮。（8）细要：细腰。（9）“碎”疑为“阵”字之误。（10）“士”为“上”之误。（11）“后”为“召”之误。（12）“底”为“厎”之误。（13）“之”为“大”之误。（14）“连”为“矜”之假借字。（15）“隧”疑为“遂”字之误。（16）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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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人与人之间的互怨互损将激发矛盾引发祸乱。儒家甚至孟子竟以此攻击墨家，说墨家无君无父，无异禽兽。由此可见墨家的进步和儒家的狭隘。
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
（一） 以“兼爱”代替“别爱”，反对自私自利
“兼爱”，或曰“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学说的核心，墨子提出“兼爱”，首先是反对“别相恶”的，而“兼爱”的首要含义正体现在同“别相恶”的对立之中。“别”是指人们不相爱，只顾自己，自私自利，是天下之害;“兼”是互相彼此的意思，即不分人我，墨子认为，“兼”是“圣王之道”，是使王公大人的统治得以安稳，万民衣食得以丰足的根本办法。所以，必须以“兼”易“别”，实行“兼爱”，这就是“兼爱”的第一要义，它首先反对了独知爱己的自私自利。
这种思想对于我国现代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来说意义重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总要与他人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应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培养互帮互助的精神，驱除个人“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之心，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二） 墨子讲“兼爱”，强调“爱无差等”
墨子宣扬“兼爱”，认为“兼爱”是不分亲疏，不分远近的普遍的爱，讲究“爱无差等”（《孟子?滕文公上》），“兼爱”就是爱所有人。墨子的这种观点，要求不分等级，无差别地爱所有人，实质上具有打破宗法等级观念的作用，是对儒家讲“泛爱”，讲“仁者爱人”，认为“爱有差等”的一种否定。
墨子的这种“爱无差等”的观点虽过于极端，但我们要积极吸取其中的爱护人民、尊敬人民的合理成分。几千年来，农民一直是个被忽视的人群，其根本利益很少被给予关注，而墨子提倡的“爱无差等”，正是给我国当代的领导阶层、管理阶层应加强对普通老百姓的关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 墨子讲“兼爱”，强调相互间的义务
墨子在阐述其“兼爱”学说时，提出了“为彼犹为己”，即为别人就像为自己的道德原则。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急人所急，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墨子“为彼犹为己”的原则，出发点是先“为彼”，即把为他人放在第一位。墨子认为真正贯彻了“为彼犹为己”的原则，自己先为他人，他人也会对等地给自己以回报：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 这种对等互报，强调相互间义务的道德原则在今天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如果每个市场主体都坚持合法经营、公平竞争，不去非法侵害他人利益，那么他自己的利益也会得到保障；如果一个经营者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缺斤短两、欺行霸市，那么他就破坏了市场正常的经营秩序，这种风气蔓延开来，他自己也将成为受害者。对等互报的原则告诉市场上的每一个经营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关系中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四） 墨子讲“兼爱”，与物质利益相联系
墨子常把“兼相爱”和“交相利”并提，把“交相利”作为“兼相爱”的内容和标准。但是，兴利首先要除弊，墨子认为，实行兼爱就应该给人民以实际的物质利益，解决人民迫切的生活问题，实现“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
墨子的此种观点，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大发展时期，党的基本路线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而“兼爱”思想在今天属于精神文明的范围，只有物质文明充分发展，综合国力得以增强，人民切切实实的生活问题得以解决，精神文明建设才会获得牢固的物质基础。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大力发展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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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攻
非攻“非攻”反映了墨家学派反对发动不义之战的和平愿望。“兼爱”主张天下人互爱互利，不要互相攻击，这就必然要主张“非攻”。当时兼并战争剧烈，农、工、商、士等庶人阶层和下层贵族都希望社会安定，墨家代表了他们要求停止战争的愿望。攻战之害，“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而且不仅被攻的国家受害，攻人的国家也要受害;由于兼并战争，将会导致“兼国覆军，贼虐万民”，古代本有一万多国，“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非攻下》）。墨子主张弱小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大国兼并，这一理论是战国“合纵”的先声。而要求统治者“宽吾众，信吾师”，认为这样“则天下无敌矣”，既发展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又启迪了孟子的“王道”主张。看来墨子是一个希望能和平统一天下的理想家。墨子“非攻”，但并不反对防御战，墨家的守御是有名的，被称为“墨守”。《墨子·备城门》以下的十一篇中，记载着他们制造和使用防御战具的经验。他们帮助被攻的国家防御抵抗。《公输》篇中记载，当时有名的工师公输般替楚国制造了攻城的云梯，楚国准备用云梯去攻打宋国。墨子在鲁国听到这个消息，急行十天十夜，去游说公输般和楚王。并早派了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带着守御工具，帮助宋国守城。就这样墨子用实力制止了楚国攻打宋国，及时平熄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战祸。墨子“非攻”，却也不反对“汤伐桀，武王伐纣”那样的“革命”战争，认为“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显然汲取了《易传》思想，且直接启迪了孟子的“诛一夫”思想。墨子还把无衣无食的穷人视为“僻淫邪行之民”，主张用兵禁止“寇乱盗贼”的“淫暴”行为，认为“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节用上》）。这一方面表示墨子主张用武力维护治安;另一方面也说明墨子并不站在下层穷苦民众的立场上，他只是上层平民的政治代表，他要维护其既得利益并保护私有财产。
\"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兼爱便必须非攻，非攻即反对攻战，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当然，非攻并不等于非战，而是反对侵略战争，很注重自卫战争。自卫是反侵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自卫就会等于不反侵略。兼爱是大到国家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小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而非攻则主要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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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墨子道德比孔子高尚呢？先来看一下墨子的主要思想。
兼爱“兼爱”可算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由儒家的“仁”和“礼运”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发展而来。孔子将“爱人”含义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级制的内容，改造成了“忠恕”含义的“仁”;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则又抽去了宗法等级制内容，因为庶人也是可以被举为天子的，等级制的界限已被打破了。所以，墨家的“兼爱”是对儒家“仁”的发展，更是对儒家“仁”的否定;在墨子看来，儒家不兼爱的“仁”，不能算是“仁”，顶多是假仁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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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Firebat,76704]别在这里秀尔等的猪脑子了，这是被左右开弓给抽急了？是想挑点事好让管理员删了这一贴吧，就如同UKRAINE那一贴。[/quote] 说你两句就生气了啊，这心理素质也太差了，生气是会犯嗔戒的，犯戒就见不到阿弥塔巴了，我接着给你讲仁者爱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