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与交响乐

抵押菠萝兔

一
那天伟健夫妇和励明夫妇来我们家听音乐，却为日本侵略的事情吵了一架。
当时试高音的是《四季》里的《冬雨》，帕尔曼的提琴把壁炉边温暖的时刻描绘得跟天堂一样。试中音的是《鳟鱼》，奥格的歌声圆润、活泼，充满欢乐。试低音和力度的是《自新大陆》的第四乐章，伦敦交响乐团气势磅礴的演奏使人振奋到极点。
音乐停了，但没有一个人讲话。
过了一会，伟健说：“这个前级功放不错，能够优美，又能够雄壮。上次那个劲爆有余，温柔不足。”
这看法跟我和太太的感觉一样。
励明拿出一张民乐唱片，说那是在德国处理母带，在日本压片的，音质很烧。我把它放进激光唱机，将遥控器递给励明。他对着唱片盒子选了一段。
录音确实很好，可是乐曲比较单调。大家不想讲扫兴的话，但心里都明白，这跟前面放的音乐根本不同一个重量级。
二
审美没有硬标准，人可以各有所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音乐。但世界上各个民族共同喜好的，是从维瓦尔第到德沃夏克的音乐传统。它的优势是开放。
就拿我们刚听过的音乐来说，写《四季》的是意大利人；写《鳟鱼》的是奥地利人；写《自新大陆》的是捷克人，而他那首有名的交响曲是在纽约创作的，不但吸收了波西米亚民间音乐的元素，还利用了美国黑人灵歌和印第安音乐的曲调。
至于，这个音乐传统里的乐器，小提琴来自意大利，小号最早出现在埃及和中国，圆号原来是法国产品，响板本来是西班牙的，发明单簧管的是德国人，辛巴龙扬琴起源于亚洲西部，定音鼓过去是阿拉伯军队阅兵和打仗用的，管弦乐团还会敲中国和尚的木鱼（在英语里叫“Chinese wood block”）。很明显，这个音乐传统兼容并包，集中全人类的智慧。
咱们的民族乐团光奏自己乡亲编的曲子，光用自己祖宗留下的家当，任人唯亲，以寡敌众，当然处于劣势。
励明说：“在家里放挺好听的，到这里就不行了。”
伟健回答：“这就是对比的厉害。一比较，优点和缺点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呷了一口茶，又说：“我原来很迷邓丽君。真的，迷死了”，接着瞟了一眼红英，看到妻子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后说：“后来转听古典音乐和歌剧。有一次再听邓丽君，觉得她的嗓音单薄，功夫也差很远，连我自己都吓一跳。”
励明觉得萝卜青菜，各有各爱，警告他说：“这话让邓丽君的粉丝听了，马上把你撕碎。”
“老天作证：我讲的没有一句假话，” 伟健表现出少见的认真。“让他们先听半个月安吉丽斯、西塞儿和慧斯特拉，再回过头去听邓丽君，很多人会佩服我先知先觉。”
三
太太们喜欢谈孩子。舒韵问红英的小孩在美国学得怎么样。
红英一向低调，回答说：“最近好一些。他做美国史作业，说美国不该把原子弹扔在长崎和广岛，应该扔到东京附近的山里。这可以对日本政府造成更大的心理威胁，也不会杀死那么多日本平民。老师表扬他写得好。”
舒韵有点愤怒：“为什么不能炸日本平民？南京大屠杀，日本兵杀了多少中国平民？”
我太太反驳：“日本平民跟南京大屠杀没有关系。”
舒韵硬把我扯下水：“教授，你来评评理。”
我到书房拿了一本硬皮书，出来对她们说：“我买了本美国学者的日记。其中讲到1937年8月日本全面侵华刚开始的时候，他经过东京看到的情景。我念一段给你们听：‘这个城市充满了战争的狂热。街道上都是提着灯笼、举着横幅和旗子的示威者。乐队在奏原来为日俄战争写的爱国歌曲，因为新歌还没有写出来。各种拥军组织的妇女站在人行道旁，叫每个路过的人在‘千祷带’上缝一针。带子缝够一千针，就送给一个士兵，保佑他不受伤害。’日本平民上街游行，妇女建立拥军组织，还搞保佑士兵的布带，恐怕不能说他们跟侵华战争没有关系。”
舒韵觉得有理了，望着我太太说：“你看，你看！”
为了防止客人走了以后太太拧我耳朵，我赶紧表明自己并不支持舒韵：“不过，当时日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不管人民支持还是反对，做出战争决定的是少数统治者。”
舒韵问：“那日本平民就可以跑到街上大叫大喊，支持皇军侵略中国？”
“是的，”我回答。“因为他们叫喊跟决策无关，只是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有言论自由。当时日本政府压制反战观点，那是错误的。但压制支持战争的言论就对吗？”
舒韵有点急了：“支持侵华的言论是错的！”
我告诉她，言行错误不等于就应该受到压制。人不能做自己没有权利做的错事，但可以犯自己有权利犯的错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选举。选民分别支持不同的候选人，他们不可能全部都是对的，肯定有些是错的，还有可能全部都错了。但他们的选举权受法律保护，谁都不应该干涉。
其实这不是我的发明。有个美国哲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叫《犯错误的权利》。我看了以后觉得自己的理论创造力太差了。这也是对比的可怕。现在有机会，我就拿他的观点在朋友面前卖弄一下：“既然日本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不管观点是对是错，都可以讲出来，公开辩论。”
四
励明一直静静地听着，这时插了一句：“你说的是言论自由。假设当时日本是民主国家，举行全民公决，让人民决定发不发动侵略战争，那他们就有直接责任了。”
看到这么刁钻的挑战，伟健说：“这下子好玩了。”
他走去把音响关掉，然后回到沙发看热闹。
励明英雄救美，我被迫反击：“咱们就玩你那个纯粹的假设。有责任不等于就该死。打击侵略者的理由是自卫。他们打咱们，咱们不得不反抗。但打到他们不能再伤害咱们，就该停手了。这就是为什么虐待战俘是犯罪：把对手抓住了，他不能打你了，你就不该再打他。问题不在于有责任还是没责任，而在于对方会不会威胁你的安全。除了保卫自己，就不该给别人造成痛苦。这是人道主义。假设日本平民参与了决策，那也不应该把他们当做轰炸目标，因为他们不直接杀害中国人。打败日本兵，让日本投降，不再打咱们就行。这当然完全是假设。实际上，日本平民也有反战的，把他们炸死更没有道理。”
舒韵一向比丈夫直率：“他们先杀我们的平民，咱们就不能杀他们的平民？”
我回答：“侵略军杀中国平民是错的，反侵略不能干同样的错事。侵略和反侵略看上去都是打仗，其实完全不同。一个是侵犯，另一个是自卫，根本上是两回事。别人先错了，咱们不能跟着错。一个人强奸了另一个人的女儿，另一个人就应该强奸对方的女儿？”
我接过太太递过来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你说‘他们’、‘我们’的时候是以民族划界。是非有自己的界线，民族主义的荒谬是另外划一条界线。如果一件事是对的，那不管什么民族干都是对的。如果一件事是错的，不管什么民族干都是错的。那些日本妇女在街上看到大孩子欺负小孩子都会觉得不对，但看到日本军队欺负另一个民族，却发疯似地支持。这是放弃是非标准，以民族划界。美国老师表扬红英孩子的作业，就是批评自己国家往广岛、长崎扔原子弹。这是不管民族界线，坚持是非的标准。要是以民族划线，那各个国家就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谈不拢。”
五
红英对这样的争吵不感兴趣，抓住双方安静下来的机会叫道：“吃饭去，吃饭去。老公不准说理，老婆做决定。”她问我太太和舒韵：“吃什么？”
舒韵说：“去伊太郎，我带了优惠卡，可以打折。”
伟健喜欢台塑牛排（其实是喜欢那里的环境），但他太太说了丈夫没有发言权，就反问舒韵：“你不是讨厌日本人吗？怎么带头去吃日本菜？”
其实，好不好跟对不对一样，都不该以民族为界。有些人喜欢骂别人“崇洋媚外”。他们应该对着镜子看一看，从脑袋上的发型、眼镜，到身上的衣服、裤子和脚下的袜子、皮鞋，哪一件不是洋人的样式？各个民族的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如果有条件，却硬说要坚持民族特色，不用最好的，不吃最香的，那就傻了。
下楼之后，我突然想起，励明的民乐唱片还留在茶几上，转过头问他要不要回去拿。
他说：“先搁你们这儿吧，下次再说。”
我不知道那唱片是不是失宠了。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