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是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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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地主。
最后一次看老师，是在医院里，是和老师告别。
老师的脸已经盖上，白布单，白墙，白脸，满屋的白。窗的外面，尽是白光，几只麻雀飞过来，沐浴在白光里。一丝一丝的细风搅着白光，在屋里舞动，那是老师的灵在飞。麻雀是伴随老师西去的天使，不停地催老师启程上路。
老师躺在那，挂了一脸的安详，如同熟睡的婴儿。
老师去逝的前一天，师母告诉我，你老师周五要做手术，周五的下午。
第二天上午，师母又打来电话，说手术改到上午。
我打车过去，老师已经从手术台里出来，白布盖在身上，脚漏在外面。
手术没成功，手术做到半道，老师就不行了，一口气没出来，人已仙去。
师母说，老师总说肚子疼，拉肚，以为是肠炎，也没当回事。到医院例行检查，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又做了磁共振还是没发现什么问题，以为没事。师母不放心，又找了有经验的老大夫给老师看，这摸摸，那按按，感觉不对，说得做手术，马上做。原本定在下午，后来改到上午。
肚子一打开，都是腹水，接了一大盆血水，十四斤。
大夫说，癌细胞到处都是，如同抓了一把沙子扔进肚子里。
我坐在老师的身边，握着老师的手，感觉老师的身体还有温度。
老师就这样走了，我不想让老师走，我想和老师说说话，就说说话，我们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如果老师在天有灵，一定能听着我说的话。我知道，老师没走，他在听呢。学生有一肚子的话，得说。
老师，你听就行，我说，老师躺着听。
那时农村读书的少，会认字，会写字，会加减法就行。李老师在民国时读完了高小，高小在农村人眼里就是秀才了，当地人首选了他，让他当民办老师。
李老师天天领着我们干活，很少上课。那个时候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学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热爱劳动，要向劳动人民学习。修梯田、挖树坑、挖地洞、种地、除草、翻地，各种农活都干。
修理地球的手艺从小就学会了。
农民休息就在田间地头讲故事，故事也是信手拈来，随口乱编，大都风月情色，大人们听着听着就大笑起来，孩子们自然跟着傻笑。有小孩子在，大人们的风月故事很意会，小孩子们听着犯糊涂。
后来李老师对我说，农民的故事让他很生气。他的生气不是写在脸上，写在心上，他也不敢写在脸上，否则老师就当不成，就得回家，只要一回到家，魂就散了。
老师的父亲是当地的大地主头子，大人们都说，李老师的父亲就是当地的周扒皮，他搞半夜鸡叫，让长工披星戴月干活，长工们经常吃不饱。有一次批斗李老师的父亲，一个过去给李老师家当长工的农民上台，冲上去一顿拳脚，然后踩在老师父亲的后背上，进行血泪控诉，说他父亲是恶霸，只给他们吃粘豆包，吃大米饭，吃馒头，吃有肉的菜。
下面的人听着神往，口水流了一地。大队党支部书记突然清醒，高呼：“打倒地主！打倒苏修！打倒美帝国主义！”
“散会！”喊完口号，大队党支部书记马上说。
回家的路上，孩子们喊：“粘豆包！”“大米饭！”“大馒头！”
大人们骂孩子，“王八羔子，给老子滚回家去！”
李老师的父亲被给他当过长工的农民打坏了，回家几天后吐血身亡。老师的父亲临终前说，咱家代代出秀才，你当了老师，就是秀才了。当了秀才，算是对得起祖宗。
学校不让我们干活的时候，就让学生写作文。说是作文，也就是写批判稿。批得最多的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小孩子一张口就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闭口就来王光美穿着裙子露大腿。小孩子批完刘少奇之后都愿意谈王光美的大腿，那穿裙子之后的大腿。王光美的大腿与粘豆包、大米饭、馒头穿成了一条想像的线，美得流口水。
李老师说我的批判稿写得好，有文采，有气势。我读批判稿读到激动处，就是“哼”，以示蔑视，批判稿以“呸”结束。念批判稿时还有手势，念到让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的时候，一只脚狠狠踏下去，脚去的尘土飞起来，苍蝇吓了一跳，慌张飞走，撞到了墙上，掉地之后转了一圈又飞，不满似地嗡嗡叫。
伙伴们都说，我的眼睛闪射出愤怒的光，那光能把所有的阶级敌人撕碎烧化。
李老师私下里对我说，要多读书，书读多了，能杀人，能杀人的灵魂。
我说，“没书”。
老师说：“我有。”
“什么书？我不看阶级敌人的书，地主的书我也不看。”我说。
“好书。”李老师说话声音变轻，透着悲凉。
第二天，老师拿来了一大包小人书，说：“这些书你都看吧，看完了批判稿就写得好，批判阶级敌人就有力量。”老师又说：“这些书看完之后别对别人说，如果你和别人说，我就不给你看了。”
“好”，我说。那么多小人书，两天就看完了。
“老师，你还有什么书，都拿给我看吧？我不告诉别人。”
老师领我到他家一个小屋子里，满屋的书。
在此后的每一天里，每天晚上都要到老师家里看书，整整看了一个多月。老师家的煤油灯的煤油每天用完才走。
书读多了，就想引经据典。写批判稿再也不用“呸”结尾，而用名人的警句结尾。批判稿中说，我们一定让阶级敌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让阶级敌人的“血统论”见鬼去吧。
大队党支部书记于是找我谈话：“知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不知道。”
“知道‘血统论’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我说。
“知道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吗？！”大队党支部书记厉声问。
“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引用？！”
我说：“我觉得用这两句话批判阶级敌人有力量”。
“有个屁力量！你这是帮助阶级敌人变天，帮助阶级敌人猖狂反攻，你被阶级敌人利用了，你知道吗？说！这些话都是从哪来的？不说，你就是现行反革命！”大队党支部书记声音提高了三十度，外面的麻雀发狂般地飞走。
我不得不交出了李老师，不知道自己已经尿了裤子。
我成了批判李老师主角，每当批斗会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会把李老师如何让我读书，都读了什么书的过程全部交待，交待完毕，我主动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李老师！打倒地富反坏右！”
开完批斗会，大队党支部书记都要作总结，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处处在明里暗里和我们争夺接班人，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李老师还是没有对得起祖宗，老师自然是当不成了，他每天的任务就是被拉出来批斗，我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批斗我的老师。不过，好在已经是文革后期，打死人的事明显少了。
我批斗老师，却没有在老师的眼里看到恨。
考上大学的那一年，李老师已经进中学当了老师，并由民办老师转为正式老师。
几位同学去看李老师，我没去，不敢。
同学们回来后对我说，老师谈得最多的是我。他说我看了那么多的书，作文写得好，将来能成作家。
我哭了。
我不能不哭。
我写了三十页的信，给老师，表达我的忏悔。那是我上大学给老师写的第一封信。
老师的回信倒也简单：“人活着，不能只为活着，活着，得明白，我当时让你看书，就是让你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由恨组成，还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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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信：“我知道。”
大学放假看李老师，问：“老师，你当时让我看了那么多的书，你不怕吗？”
老师微微一笑：“怕，可父亲死了，我也就不怕死了。活着，就是为了对得起祖宗。再后来一想，对得起祖宗不一定非得当老师，良心过得去就行。”当时老师是地主，三十多岁还没对象。
“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我？”我问。
“因为你当时批判稿写得好。”老师淡然一笑。
“当时你家那么多书为什么没有人去给烧了呢？”我还是好奇。
李老师说：“那些书，都是革命的书，革命的书谁也不敢烧。还有一些书，埋在屋地下了，本来想给你看的，结果就批斗了。那是封资修大毒草。”老师说，如果再有一个月，那些大毒草我也读完了。
我就这样一个人说老师过去的事，时间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师母走过来说，老师没白教你这个学生，在家总说你书读得好。
我对师母说，老师对我好，我知道，可我对老师不好，我也知道。
师母说，你当时是个孩子，不怪你。
我说，我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长跪不起。
风在吹，白光在闪，麻雀织着光线，让老师的灵魂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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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木然，1962年生，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权力制约的多维视域》。生于困难年代，在文革中长大，在改革开放后入学，在浪漫时期注入理想，在享受改革成果中变老。

肥猫啊

翻来覆去，左思右想，365天天想，夜夜想，，，他老人家有什么功劳？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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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荒唐事太多了。

chinapap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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