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歌献给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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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走了，哀歌响起，我们的哀歌用中文写成。
真正读懂了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是周其仁先生。2008年，芝加哥大学科斯年会，周先生以一篇《邓小平作对了什么》为题，向伟大的改革致敬，理所当然，也向伟大的科斯经济学致敬。这是一首与经济学有关的赞美诗，周其仁先生的观点如此清晰：
第一，中国人终于承认，市场经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这促使中国人开始在市场经济面前变得有所敬畏；第二，产权界定，中国人终于明白，产权才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演进的基础，从农村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里的私人企业的兴起，中国人终于愿意回到市场的常识面前；第三，把企业家请回来，中国人终于理解，企业和企业家才是市场经济得以深度演进的动力。
几年之后，科斯在遥远的美国，再次向中国人喊话，他用苍老的英语，对着中国人说出了“思想的市场”这样新鲜的名词。思想不自由，市场也不自由。在这样的陈述面前，科斯变成了一个中国问题的大家，一个对中国问题忧心忡忡的哀歌诗人，他的话里有怜悯，有忧患，当然也有巨大的期待。
周其仁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仔细辨析周先生的这段话，能够看到两个关键词，第一是企业交易成本，第二是国家组织成本。
企业交易成本，当然很好的解释了企业的市场行为。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本质》，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发展的边界问题，由此，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这一重要的范畴来予以解释。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边界。
这样聪明的经济学构想，让人类的经济事务在企业和市场关系的命题上豁然开朗，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学由此朝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正是科斯得以在多年以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理由所在。不过对于中国人而言，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却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
这依然是周其仁先生的判断。周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设性观点，是基于科斯的另外一篇论文，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从对庇古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也就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问题入手，开始研究市场交易的外部性问题，他的观点是，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是经济学体系里最为著名的五大不相关理论之一，科斯定理由此成为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范式之一，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将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由此，科斯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
相关的问题意识在这里出现。如果一名中国学者对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伟大的论文足够理解，如果这名中国学者同时又对中国的经济史和社会发展史有足够了解，他会理所当然地写出哀歌，尤其是在科斯先生去世的时候。
我说的依然是周其仁先生。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首写给中国历史的经济学哀歌。超级的国家公司在漠视企业交易费用的同时，带给中国人的社会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不仅是一种当下的批判，也是一种历史的陈述。不仅是一种历史性总结，也是一种当下改革理念的提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之所以必须强调改革，科斯的理论范式已经为我们解释了最深刻的原因。也正是如此，吴敬琏先生才说，“科斯学说是中国改革的明灯”。也正是如此，我们在科斯去世的时候，才有足够的理由说，把赞美献给科斯，把哀歌留给中国。

亮光

说的太正确了，只是要改变却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