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恶被释放出来 —— 《受苦人的讲述》阅读手记之二

抵押菠萝兔

前两天，看了德国画家，新客观现实主义大师，奥托?迪克斯的画展——《战争》。这是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创作的一组版画。反映战争中人的状态，也表现战后的人的绝望。
他从美院中断学业参军，经历了残酷的战壕战，目击无数身体被摧毁，人性被撕裂。
这个展览非常令人震撼。
除了他高超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他捕捉的那些细节。他的作品全是用细节在说话。
比如，有一幅画，反映一场战斗中，运输早餐的士兵爬过战壕连接处，尽量俯低身体，怕暴露在敌人的战火下。此时刚刚日出，太阳灿烂又无情，照亮一切。
有一幅画，描述被信号弹照亮弹坑的一瞬间。强光勾勒出大地上密密麻麻的弹坑。
更有画作，直接刻画死亡，刚刚战死的人，黄昏下寂静的死亡群像，哨卡中死去的人已经成了白骨……
他描画战后的世界，也是一个个细节构成。失去四肢的退伍兵在街上卖火柴，街道上的人避之不及；又胖又老的妓女给瘦弱的士兵以安慰……
这种细节中的历史最有力量。我正在阅读的郭于华的著作《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也给我相同的感受。郭于华教授十五年的田野调查，让这部社会学著作呈现了大量的细节。这些细节背后的历史，让人震惊，也让人深思。
比如，土改中骥村的一些事件，看似一桩桩小事，但细细分析起来，就能发现让人震惊的现实。
比如，村民们现在追述的“掏元宝”事件。土改时，所谓“掏元宝”就是打地主，打到他们交出财宝。以往这个和谐共生的小社会，在土改中，秩序很快被摧毁。
骥村老祠堂前有两棵大柏树，被斗争的地主就吊在其中一棵上。有一个地主身体很好，壮实高大，上身裸着吊起来。土改队又吊起一个大石条，把他压住。然后像锯木头似的，开始拉石条。一会就皮肤就没有了。血和肉往下滴成一滩滩的。
被吊打的也包括女人。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被吊打。绑在柏树上，压上大石头。孙子站到前面，看见奶奶被人打，大哭。再问老太婆要元宝，你家是地主，地主都有元宝，你交了就没事了。老太婆说，她家孩子多，早就花完了。人就晕了过去，后来抬回去，没多久就死了。
对于这种血腥抢夺，村民们也心有不安。老祠堂门前的这两棵大柏树后来枯死了一棵。乡民传说，吊过人的那棵，得了人血，因此长高长粗。旁边那一棵受了怕，就被吓死了。
但暴力并未止住，贪婪才刚刚开始。就像一个个连环套，把人性中的恶全部释放了出来。
翻身大会前夜，骥村的农民就涌到了地主家。他们是来抢东西的。有人在外面放哨，有人负责动手搬运。有的地主不肯让他们抢。他们便说：“公家要把你们扫地出门，别的地方的人都要来，今天你不让我们搬，明天外面的人也要搬光。我们搬了，还能帮你们求饶，留下一命。”
清算委员会发现了这个问题。便一家家的到农民家清查。他们认为是从地主家抢来的东西，便强行收走。村民叫苦不迭，认为有些本属于自己的东西都被搜走。双方最终发生暴力冲突，针对农民的清算暂时告停。
但清算委员会的委员也挑选好东西给自己。主任从清算回来的东西中，挑了鹿茸、红花、大衣、皮领、洋烟等等，副主任就拿西药、藏书等等。
这种事情多了之后，比清算委员会高一级的警干队开始抓委员会的贪污。委员会的人也开始疏散财物。到处掩藏，有的埋到野地里。
被抓住的成了新的清算对象。村民们的怒火爆发了，比先前对地主的仇恨要猛烈得多。斗争的方式还是吊打。
几次清算之后，就得分配清算所得“果实”。骥村人很不满，有好些好东西不见了，贪污的东西退得少，好的全让外人拿走了。所剩的果实放在一个大院子里，分成一摊一摊的。贴上条子，村民抓阄，抓到什么是什么。有的人分到一个盆子，或者分到一个碗，一个香炉。村民们纷纷说：白斗地主了，什么也没分到！
这样的故事，就像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升级版。贪欲没有止境，人人相害，人间地狱顷刻建成。
在接下来的大饥荒中，因是地主身份，马家人不属于救济对象，马钟泰的长子饿死，成为当年唯一死于饥荒的孩子，地主家成员分向各地乞讨，包括年老体弱的小脚老太太，也柱着拐杖，流亡他乡。没有一人留在骥村。
以往每逢饥荒，开仓放粮、开设粥场、救济乡民的马家，当地人口中的“恩德财主”，在新的这一场饥荒中，难以存活，逃离了骥村。平静和谐的乡村社会，粉碎了公正、文化、传统，建立起了新的秩序。而新的秩序是胜者为王，武力掠夺。乡民的精神、道德也被严重毒害。
制度一旦以暴力开始，以强权抢夺压榨个人，暴力只会愈演愈烈。暴力成为惟一的手段。人性之恶不再受制约，有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在《受苦人的讲述》中，骥村的故事并未停止，在土改之后，还有接连的运动，在相同的逻辑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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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门媚
小说家，独立作家。代表作品长篇小说《实习记者》、随笔集《说我爱你》、《结庐记》等。先后在《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东方早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小说多发于《信睿》、《山花》、《芙蓉》、《长江文艺》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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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顺着一个问题进行了系列阅读。我关心中国在这一百年，是如何从农业社会、家族社会演变成眼前这个世界的。我先后读了《两户人家》《金翼》《玫瑰坝》《秧歌》等等。这些作品，文学味较浓，大多是纯虚构小说或社会学自传体小说。现在我开始阅读的这本书，正好可以更加理性地验证许多素材和观点。这本书是郭于华的《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郭于华教授对陕北“骥村”进行了十五年的田野调查，并且研究大量史料，从底层平民的视角，重新清理一个乡村从清末、民国，到土改、农业集体化、四清、文革、包产到户等运动中的真实历史。
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专业的社会学著作同时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细节非常丰富详实，易于阅读，明白晓畅。
作品中调查的村庄“骥村”，是西北一个典型的贫困山村，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十年九旱”。至今，所在县仍是国家级重点扶贫县。当地以农业耕作为主要生存方式，庄稼人自称“受苦人”。作品也因此命名。
作家从“受苦人”的角度来梳理这几十近百年的“苦”，不仅是天灾之苦，生活之苦，更重要的是“苦”的演变，“苦”这个概念如何被利用，农民如何饱受各种政治之“苦”。作品的第一部分讲述土改之前的乡村状况，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个时刻的乡村，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模样。是我们现在能追溯到的，能有一手材料的传统乡村，就是这个时刻。
这本书对“骥村”当时的乡村文明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这些调查支撑起的细节，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朴素原始，平静祥和的乡村社会。
在当时的“骥村”， 占文明主导作用的是乡村士绅阶级——马氏宗族。271户人家里共有55户地主，土改前分化为72户。相邻村庄的许多人家成为马氏家族的佃户。围绕马氏家族，形成了细致的社会分工，比如仅匠人就分为木工、石工、泥工、铁工、柳工、画工等等，在这些工匠中，还产生了不少技艺高超的人才，在当地颇有影响。
这个村庄贫富分化程度较高，但各阶层的关系，并非如后来宣传的那样。虽然不是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但也绝不是泾渭分明、紧张冲突的阶级对垒，而是一个有分工合作的关系复杂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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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郭于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作为士绅阶层，乡村文明程度最高的群体，他们的努力建设维系着一种乡村文明。
马氏宗族做了几件在当地影响深远的大事：“筑寨”“赈饥”“修祠堂”“建学校”。
筑寨修了城门、炮楼等等，并配有火炮、来福枪等等，保障了本村和附近的乡民安全，避过清同治年间的“回乱”。因当地经历过两次重大天灾，马氏宗族都承担道义之责，赈济饥民，开仓散钱散粮，并且开设粥场。其中一次开设粥场达两年之久，帮助当地乡民度过荒年。村民感念善举恩德，立下“筑寨”“救灾”两块石碑，并在1949年之后的历次劫难中，村民都精心保护，这两块石碑，现在成了当地的主要纪念标志。
我最感兴趣的是马氏宗族办学的情况。
在林耀华的小说体社会学研究著作《金翼》中，就曾详细描述福建乡村士绅如何集资办学。社会学家、农业学家董时进的自传体小说《两户人家》也细写了当地的士绅如何送子弟读书求学。
我父亲的祖父早年在广东乡村办学，至今学堂建筑仍在，成为当地受保护建筑。我母亲的祖父也曾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创办小学，我母亲至今记忆犹深的是，1949年时，还是小学生的她，亲眼目睹小学校长被枪毙在河滩上。
在“骥村”，办学也是马氏宗族非常看重的事。他们信奉“耕读传家”，提倡供书求学，要求子弟读书致仕、建功立业。他们遵循“耕为本务，读为荣身”。清朝迁居至此便设立私塾，至民国则创办私立小学。小学校接受所有适龄子女读书，马氏子弟的学费不足部分由宗族祠堂补足。最有意思的是外姓、外村的子弟入学读书的学费更加低廉，到后来甚至不收学费了。
不仅免费让贫家的孩子读书，他们还开设邮政代办所，学校订阅报刊杂志，让乡村了解外面的世界。这种做法，在现代的农村都少见。
这些努力，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明，农业文明的最后努力。在这种良好的教化、马氏家族的表率之下，当地民风淳朴。乡民们把他们称为“恩德财主”。至今当地老人仍会提到：“骥村”的财主是“恩德财主”。无数关于善行的小故事仍在流传。
上世纪四十年代，马家人意识到了时代变化，他们也有较长远的眼光，他们送子弟去外面求学，到城里接受中高等教育，天资良好的子弟可以到海外接受教育。
但是，巨变即将到来，传统农业文明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另一种文明的冲击，并且就此溃败消失。
《受苦人的讲述》更多着墨于这之后的改变，往后的手记我会继续分析，这个村庄如何迎来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