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学生先信仰起来

抵押菠萝兔

作者:木然

　　1977年恢复高考，1981年我上大学。大学也不是名牌，只是大连一个普通的院校，即辽宁师范学院。本来是报考辽宁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只是那一年，本来作文非常好的我，却把作文写得跑了题，作文题目是《毁树容易种树难》，以为只讲树即可，没想到其中的寓意是讲人，培养一个人不容易，毁一个人容易。而我只说培养一棵树不容易，毁一棵树容易。思想境界不高，理解有误，作文的分也就高不到哪里去了。
　　作文分不高，语文成绩就受了影响，到中文系也就没了希望，招生一栏又写了服从分配，命运之手就把我拉到了政治系。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就好，考上政治系，家里人都从我身上看到了曙光，以为政治系出来的人，出来一定会到机关当官。当官，这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大大的好事，读书做官，是有传统的，更是现代的，尤其是当下的。当了官，就不受人家的气了，不受气，就扬眉吐气。亲戚朋友都高兴，说政治系比中文系好，上了政治系，毕业当官。
　　那个时候，生活也苦，一个月就四块钱，想上饭店吃个饭，那真是一个难。同学们在一起吃饭喝酒，饭都是极其简单，苞米面饼子，馒头少有，菜有油，少有肉。还好当时班上女同学男同学各占一半，女同学吃得少，男同学就与女同学搞好关系，到时还能骗个馒头吃。八十年代，大学生也刚进入温饱，对于小康生活，真是无限地向往，建设小康，具有实实在在的使命感。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关，国家好，大家就好，大家都盼着国家好。
　　想想真是奇怪，同学们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不谈女色，谈的还是思想、观点、国家大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那一代人，只靠理想主义支撑着的人。有理想的人，只要不饿，只要公平，只要还能说得过去，那就足够。大家争论，苦读书，上课的笔记也是记了一本一本又一本。老师讲什么，我们就记什么，我们恨不能把老师的每一句话记下来，以为把老师讲的东西完整地背下来，就和老师一样优秀了。
　　大学老师大都从社会中来，有的教授还受到文革严重冲击，对权力有恐惧感，对自己的科研能力自信心不足，讲课的内容大都陈旧，思想的宰制状态还没有消除，讲稿一本一本地念，怕出雷池之后再受批判，鲜有新的观点，鲜有新的言论。政治课的老师都活在过去，都充满激情地活在过去，只要是党的新文件到，那就掀起一个学习的新高潮，那些可爱的老师在恐惧中试图跟上时代，他们真的一直很努力，他们也一直真的很恐惧。恐惧式骚动，恐惧式追赶是那个时候大学老师心态的真实写照。政治老师保守，那是时代的使然，但他们都在认真地备课，认真地上课，他们不想犯思想错误，他们也不想犯教育错误，他们尽心尽力讲好课。
　　那也是思想解放好时节。那个时代，各种书，各种杂志，各种思想观点，都从社会上冒出来，思想的新鲜空气从社会吹进校园。西方的各种主义思潮大量进入中国，我们对于各种思想观点都具有了很强的选择机会。选择之后就是辩论，西方的思潮对于大学生来说还是太高深，吸收西方的思潮总是消化不良，不免呈现滞涨状态。政治课老师因为文革传统思想影响，对于西方的观点也茫然不知所措，历史的阴影构建了他们核心本能，不管对错，上面说对就对，说错就错，说批就批，说赞扬就赞扬，权力是最可信的。也有独立思考的老师，独立思考的老师凤毛麟角。学生缺少引导，学生的辩论也就是辩论，有辩论就好，那是我们成长的必经阶段。脑子长在自己的头上，不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思想的自留地，种上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好。
　　都记不得当时都争论什么内容了，反正就是争论，争论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那个时候，大学生们就知道，物质危机不是真正的危机，思想危机、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终归是好事。
　　

抵押菠萝兔

木然: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