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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怀念于光远，怀念他的时代 [打印本页]

作者: 抵押菠萝兔 时间: 2013-9-28 00:16
标题: 怀念于光远，怀念他的时代
于光远先生离去了，这是一名老迈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离去，或者说是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整体性的离去。
关于于光远，坊间故事很多，一是说他和胡耀邦总书记一起起草经济报告，这份著名的报告，就是众所周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的确是一段佳话，他的开放的市场经济思想和胡耀邦有某种美妙的共鸣，这种共鸣影响了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制度与人们的思想。二是说他曾经联名批评人体特异功能，为此他遭到了钱学森、张震寰等人的批评。
如此，说于光远是中国80年代最耀眼的知识分子和学术明星之一，想来应该是合适的。那是一个思想相对自由的时代，沉默太久的书生们，在堆满灰尘的书架上找到一些经济学的常识，开始思考这个国家经济的转型。刚好，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Zi阳这些领导们也在苦思冥想着中国应该怎么改革，一时间，经济学成为了那个时代能够深入到高层办公室的座上宾，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总是成为各大会议上最醒目的热点。
我手上有一个课题，目的是想在经济史和企业史之间找到一种联系，想发现一些经济学的现象，比如这个国家在改革之初，究竟在那些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为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发生与发生提供了一种类似于规律或者常识性的动力。很有趣，我看到了一些有趣的资料。应该是在1979年，于光远和他的同道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企业自主经营的问题，站在政府的角度，思考政府放权让利的问题。他们普遍认为，1949年以来，政府最大的问题是不让企业自己管理企业，而是采取了行政命令管理企业的方式，剥夺了企业经营自主的权利，这不是按照经济规律在办事，而是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所以，薛暮桥大胆指出，适当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的经济组织形式，可以克服目前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92期；]

（图注：于光远。东方IC供图。）
用今天人们熟知的经济学语言来界定这样的观点，事实上这是更加重要的政企分开命题，可以说当时当地，经济学家们一上来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经济学界的讨论性观点足够大，中南海的老人们终于开始重视。国家财经委开始介入，国务院姚依林副总理召开专门会议，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成立了四个调查研究小组，经济体制改革组负责研究经济体制，张劲夫和房维中负责，后来改由薛暮桥负责；经济结构组负责调查经济结构，由经济学家马洪孙友余负责；经济引进组由汪道涵负责，而理论方法小组则是由著名的于光远先生负责。
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由中南海指定的最为庞大的经济研究调查团队，于光远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带给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能够在经济体制的高度对高层构成直接影响的经济学家团队，也是中国的高层经济决策层第一次接受了一种由学界深度参与的决策形式，后来的经济史学家总结为“经济咨询决策机制”，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导致中国的经济学家如果没有成为高层的经济幕僚，就不能在国内的经济学界构成影响力，而几乎所有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几乎个个想要努力切入到中南海，使得自己学以致用，报效国家。
从改革实务的层面，于光远和他的同道们在他们的时代，的确拿出了深刻而又务实的经济政策改革方案，对后来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务院咨询决策机制概念的提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历史的转轨，第514页；]
以体制改革组为例。
这个小组汇集了当时中国一流的本土经济学家，薛暮桥、刘明夫、孙冶方、刘国光、董辅礽、廖季立、房维中、马洪，等等。[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
薛暮桥一直沿着体制的缺陷发出批评之声。他把问题的关键放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管理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必须纳入到国家计划，事实的真相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政府干预，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也必须纳入市场经济。
刘明夫强调商品经济必须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必须建立在经济的规律之上。
孙冶方的重点在于强调企业的自主权，他说，扩大企业自主权之后，必须有立法保证群众的民主权利。简单再生产的权利，包括设备更新、产供销的权利、用人的权利，必须交还给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权利，可以由国家管理部门来执行。
刘国光在企业的自主经营问题上，走得要比孙冶方远。他认为，不给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利，企业就不会真正产生市场自主行动，因此，必须把企业的经营权利全部交给企业。
董辅礽提出了政府和企业的分工命题。他指出，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主要是因为全民所有制采取了国家所有制的形式，通过国家的各种行政组织来管理经济，指挥企业，因而使得企业成为了各级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因此，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国家的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这是比较早的提出了政企分开的基本思路。
廖季立也是强调经济规律，他的重点在于，一是计划经济要尊重经济规律，二是要立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其实也是在强调政企分开。
房维中提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他列举了三种模式，一是高度集中的“古典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恢复到1950年代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模式；二是采用分级管理的模式，实行省市自治区为主的“地方计划经济模式”，第三种则是立足于企业，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按照经济规律来组织经济。房的观点再次强调，只有第三种模式才能真正解决现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9年卷，第118—221页；]
这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和建议，被汇编成一份文件，《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提交到中央计划工作会议，由张劲夫在大会上作出详细说明[ 同上；]。这份文件明确指出了经济体制方面的三个问题：
一是按照行政系统管理经济与生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
二是过多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已经不适应复杂多变的国民经济；
三是统收统支、大包大揽，吃大锅饭的办法应景不适应经济规律中必须要降低消耗的基本原则。
由此，相应的改革建议也呈现出三种设想：
第一是以中央各部委为主集中管理，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经济管理权限，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财务一些市场化的办法；
第二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以省市自治区为主分散管理经济；
第三种方案则是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主要通过经济组织也就是企业来管理经济，实现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在国家计委的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
于光远和所有的经济学家们都强烈建议，应该采取第三套方案。[ 见彭森，郑定铨《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改革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现在看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由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其经济学价值在于，强调了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了应该由企业来组织市场，同时也再一次强调，国家计委依然担负着计划管理国家宏观经济的责任和使命。后来发生的经济史事实见证，这样的政策性建议得到了全面的实施，中国接下来30多年的经济发展，第一方面的确是接受了市场经济一般秩序的逻辑，承认了市场的自由交换；第二方面则是发展出一批有市场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与企业家，这才是改革开放30多年最醒目的风景；第三则是在宏观经济的层面，国家依然在采取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计划委员会虽然改名为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但对整个国家经济的计划指令，依然是这个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征象，国家发改委依然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权力机关，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与市场运行始终起着或推动或阻挠的作用，一个看上去巨大的政府一直在管理这个国家的经济事务，而发改委一直都是最有经济权力的重要衙门。
如今，斯人已去，我们提到了这一系列熟悉或者不熟悉的经济学家们的名字，似乎正在淡出我们的视野。于光远先生以98岁的高龄与我们作别。我们惟有怀念。不知道中国经济学家会不会出现他这样的学者，能够将自己说出来的常识与体制内的高层决策者形成某种默契，进而能够深深影响国家经济的走向。当然，我们也心存疑虑，作为一名职业的经济学家，到底是靠近政府好，还是远离政府好？总之，愿于光远先生安息，感谢他的思想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作者: busacc 时间: 2013-9-28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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